“文明冲突”这一命题，对国际政治观察者而言并不陌生。冷战结束后，在以色列及部分犹太学者的影响下，美国思想战略界曾尝试以“文明分野”取代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将未来国际冲突理解为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无论是在学术讨论中，还是在联盟政治的价值叙事里，由以色列积极推动的文明冲突论，都曾被视为解释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一种重要工具。当然，这一利器的初衷是将以色列嵌入所谓的“犹太—基督”（而不是希腊—罗马）西方文明框架内，从而继续获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近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重提“西方文明一体论”，强调美欧关系是“同一文明共同体”的延续。在他的表述中，跨大西洋关系不仅是战略防卫，更是文明与制度的共同捍卫。这种文明论调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冷战后文明叙事的一次再度激活。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文明防卫”的旗帜由一位拉美裔美国国务卿举起时，政治意义显得更加复杂。
这一表述反映的不仅是美国外交修辞的变化，也折射出美国国内人口结构与政治格局的演变。鲁比奥出身古巴裔家庭，家庭历史被纳入反卡斯特罗的流亡传统。他强调西方文明，首先是一种自身身份重构的策略。在当代美国政治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与族群政治的兴起，使得单纯依赖拉丁裔（Hispanic）或白人（white）等人口分类，既难以构建稳定的跨族群联盟，也难以赢得跨族群选票。政治移民后裔若要突破族裔边界、进入权力核心，往往必须进行种族与文化层面的双重转化和皈依，需要一个更高层级的整合框架。“西方文明”正成为这样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强调共同的历史、制度与价值纽带，拉美裔身份被重新编码为西方文明内部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明或西方文明的边缘。这既是鲁比奥个人身份转型的成功实践，也是其政治站位进一步提升的现实需要。
在地区层面，这种拉美裔的“西方文明论”，将更大范围的拉美地区纳入西方文明的整体框架之中。如果说“唐罗主义”代表的是美国在西半球较为狭隘的政治地理扩张逻辑，那么西方文明一体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大西洋的地理分隔，用历史与文明叙事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主导地位提供更宏观的正当性支撑。在与非西方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这种“西方一体”话语显得尤为重要。由此，非西方式的拉美政权，或与非西方大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容易被界定为西方文明的背离者甚至对立者，并可能通过缉毒、制裁等政策工具进行施压乃至颠覆。在全球层面上，这种西方文明一体论不仅可能为欧洲传统保守阶层和政党（包括部分极右翼势力）提供新的话语资源，也可能为冷战后沉浸于福利社会的欧洲，重新指明文明分野与文明冲突的竞争方向。
族裔流亡叙事与主流战略结合
自亨廷顿提出文明分野与文明冲突论以来已逾30年。如今，由拉美裔高官重新提出西方文明论，反映出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在人口结构与政治生态上的深刻变化，尤其是流亡政治的制度化，推动了文明政治的再度兴起。政治流亡者首先通过倡议网络进入公共空间，经由非政府组织、人权机制与政策动员，将个人在母国的经历转化为制度议题。随后，在代际更替过程中，一部分流亡群体后裔刻意进入选举政治与行政体系，将族裔流亡叙事嵌入美国立法结构。当国际竞争加剧，这些议题与主流战略语言结合，完成从身份政治到国家战略的跃迁。
以鲁比奥为代表的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路径，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古巴裔流亡社群通过长期的组织化宣传运作，将对古巴的制裁写入地方与联邦法律，使流亡记忆成为美国政策结构的一部分。第二代政治人物则将族裔与国别议题直接提升为美国利益问题，使其与美国反社会主义立场及更宏观的文明话语相结合。原本具有族裔色彩的问题，因而获得国家层面的政策影响力。
类似路径在其他群体中，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来自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以及中国的部分流亡或异议群体，通过倡议机制与智库网络进入华盛顿政策圈，直接配合美国的对外政策，如伊朗巴列维遗老对伊朗政权的攻击宣传；委内瑞拉异议人士对美国抓捕马杜罗的声援。部分议题通过国会听证与立法嵌入制度结构；具有异议背景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顾问体系，在战略竞争框架下提供政策建议，如蓬佩奥的华人顾问。虽然这些族裔背景不同，却呈现出相似的逻辑：身份冲突经验经组织化表达后，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实现制度嵌入，进而影响外交政策。
美国的异议政治、族裔人口结构变化及其蕴含的政治意涵，早已被以色列所关注。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以色列尤其密切关注这种政治移民的政治影响力。随着诸如鲁比奥等政治移民后裔进入权力核心，以色列在联盟体系内部对相关政治人物展开前瞻性统战和游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提前布局、支持竞选、邀请访问、参与政策讨论与安全对话，使得这些政治移民代表及其族裔议题，同以色列战略高度结合，逐渐形成美以关系的新型表达方式，甚至在涉及以色列利益时，以色列直接配合巴列维流亡分子展开信息战。文明叙事在此不仅用于整合政治移民的国内身份、拓展选票基础，也嵌入美国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结构之中，强化外部联盟的价值纽带，使“文明共同体”成为多方共用的公共话语框架。
美国政治移民所推动的文明政治，既是美国国内政治整合的工具，也是国际结构紧张的放大器。从长远来看，政治移民群体越发可能将自身及其母国的身份议题，嵌入美国政治话语与制度体系，进而影响美国与他们的来源国之间的关系。正如以鲁比奥为代表的古巴裔政治人物影响美国对古巴与委内瑞拉的政策一样，类似逻辑可能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重现，尤其是伊朗、中国、俄罗斯等。在国际层面，文明政治的风险在于，它将族裔身份与议题扩大化、国际化，用以强化国家间边界，进而影响双边与多边关系的走向。
一旦国家利益议题被界定为文明问题，不同国家之间的妥协空间便会随之收缩。长期来看，这种文明政治可能固化对立结构，使大国竞争难以回归理性轨道。若文明叙事持续强化，中美竞争的形态或将由“可管理竞争”滑向“结构性文明对立”。理解这一变化，对于判断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趋势具有现实影响。中美关系的紧张固然源于大国竞争的客观结构，但当政治移民、经济、族裔与宗教等议题与中美关系相互交织，当中国议题被嵌入文明竞争的框架之中，即便双边沟通取得阶段性进展，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也可能限制政策调整的持续性。而且，随着第二代、第三代政治移民日益深入介入美国地方与联邦政治事务，这一趋势或将越发明显。若文明分野论进一步扩散，大国竞争便可能超越战略博弈，进入价值对立层面，甚至逐步接近亨廷顿所设想的文明集团对峙状态，从而实现后冷战时期以色列所追求的文明分野与文明冲突格局，以延续其战略利益。
作者是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