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发言，被许多欧洲媒体形容为“回归传统”。他强调美国是“欧洲之子”，美国文明的根系在欧洲，美欧拥有共同的宗教传统、文化精神与政治理念。这番话，在经历过去数年美欧关系的紧张之后，仿佛一支安慰剂。
但若仅仅将它理解为语气的修复，未免过于表面。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在历史脉络中的位置，以及它能否真正化解跨大西洋之间累积的误解。
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西方秩序。冷战时期，美欧分工明确：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欧洲专注经济重建与社会福利。
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的乐观情绪弥漫西方，全球化与多边主义成为主旋律。欧洲普遍相信，经济相互依赖可以弱化冲突，市场整合能够替代权力政治。然而，现实逐渐偏离这一想象，随着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西方产业加速外移，社会结构与就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俄罗斯则始终未完全融入西方体系。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欧洲骤然意识到，地缘政治并未消失，国家力量依旧决定安全边界。
全球冠病疫情也曝露了供应链高度集中带来的风险，使“效率优先”的全球化逻辑首次受到系统性质疑。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开始从单纯的经济机遇，转向兼具竞争与风险的价值判断，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幻觉，在多重冲击下逐渐破裂。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以关税工具、供应链重组和同盟再议价为特征。在欧洲看来，这似乎是对盟友的压力甚至挑战，贸易摩擦升级、军费分担争议，以及情绪化的强硬言辞，都触动了欧洲的敏感神经。
但若从战略结构观察，这并非瓦解西方，而是试图重构西方。冷战后30年，西方逐渐形成一种结构性失衡：安全高度依赖美国，产业链深度嵌入中国，政治上却仍自认掌握规则主导权。
这种“安全美国化、经济中国化”的格局，在竞争加剧的环境中难以持续。特朗普的政策更像一种激进的纠偏机制——通过震荡迫使盟友重新计算成本：若战略竞争成为长期现实，产业安全、能源结构与防务投入都必须调整。问题不在目标，而在方式，强硬节奏放大了误解，却未必改变方向。
在此情况下，鲁比奥的发言便是一种语言修复、价值重温，而非战略转向。他没有否定再工业化或供应链重构，也未放弃对华竞争框架。相反，他在强调：美国的战略调整，并非针对欧洲。真正的结构性挑战，在于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格局的冲击，以及中国在产业与科技领域改变全球力量分布的现实。
鲁比奥强调文明同源与价值共识，是在把情绪性的冲突转化为共同风险认知。他试图说明，美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对立，分歧更多体现在对历史的认知与现实的担当。换言之，他没有推翻特朗普的逻辑，而是为他提供更具历史连续性与法统性的诠释。
过去一年，美欧关系一度低迷，一些欧洲国家尝试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希望扩大经济空间与战略自主。但俄乌战争延宕、能源结构调整与产业安全焦虑，使欧洲逐渐意识到：全球化并未消除权力政治。
欧洲过去数十年的繁荣，建立在美国安全保护与全球分工红利之上。当这两大基础同时受到冲击，战略能力不足的问题便浮现。在此情势下，鲁比奥的发言成为一种信号——不是美国向欧洲让步，而是双方开始重新校准彼此的战略意图。
从历史上看，美欧关系曾多次出现分歧：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争议；冷战后关于北约东扩的不同判断。每一次摩擦之后，西方联盟都经历再平衡，而非解体。今天的分歧，或许同样属于这种调整周期。
鲁比奥释放的信息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美欧之间不存在文明层面的冲突；第二，冷战后的全球化路径须要修正，产业与战略能力必须重建；第三，美国愿继续承担领导角色，但期待盟友分担责任。这不是价值与利益的对立，而是强调价值必须建立在实力之上。
那么，所谓“梦醒”，并非否定全球化成果，而是承认它未能终结竞争。世界并未进入无冲突时代，而是在力量重新分布中走向新的平衡。鲁比奥的语气较为温和，但方向并未改变，特朗普的“重锤”震荡联盟结构，鲁比奥则试图修补裂痕。误会是否会真正消散，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责任分担与战略认知上达成更清晰的共识。历史不会自动和解，但在共同风险的压力下，联盟往往能找到新的平衡点。
梦醒之后，美欧或许不会回到旧日的全球化想象，却可能在更现实的基础上重新联合。
作者是美国国际贸易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