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装甲兵训练指挥部上尉郑宇君接受专访时于基地拍摄。

八年前入伍时,郑宇君对她的军旅生涯充满了未知。

她是台湾第一批女性装甲兵,正踏入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男性专属的领域。

军方曾认为,女性“不可能”驾驶重达50至70吨的战车,更难在狭窄的车舱中完成高强度操作——光是单脚踩下煞车就需突破约750磅(约340公斤)的阻力,对一般男性也不轻松。

但对于“战车”驾驶的想像和自身能力,郑宇君从未设限。

“其实就是没人选过,所以想试试看,”她向媒体中文说,“我个性蛮乐观的。”

今年七月,台湾汉光演习期间举行M1A2T主力战车的演训,其中多名操作人员为女性。照片中坦克车长为女性。

女性参与军队

访问当天,郑宇君在台湾国防部安排下于新竹基地受访,她抱着准备周全的资料,在多名军方新闻官陪同下现身。

10月底,台湾军方首支配备美制M1A2T主力战车的部队正式成军,郑宇君是首批赴美国受训的驾驶员,成为了陆军“女性代表”的面孔,不断在新闻媒体出现,其个人故事和工作照也时常登上军方媒体和社群平台。

但有别于镜头前的自信模样,现实生活的她在一群男性中显得娇小,并不特别引人注目,说话时流露出安静谨慎的特质。

今年30岁的她,是少数在军方战斗单位操作重装备的女性。除了驾驶,她需要为战车装填弹药,每枚砲弹重量超过20公斤,再加上个人装备,体能负荷远高于其他单位。

多年来,郑宇君如其他同侪接受训练,每天例行3000公尺跑步与上下肢肌力训练加强体能。

她认为,生理条件因人而异,并非女性就无法达到战斗单位的体能标准,而且装备随着科技进展,设计得更易于操作跟人性化,“并不存在女生驾驶特别困难的问题”。

郑宇君象征着军方进用女性人力的突破。近十年,台湾女性从军比例显著提升,2025年约有2.8万人,占比16.7%,比2014年的9.7%增加近7个百分点。

这个比例不仅高于亚洲国家日本(7%)、南韩(9%),也超过英国(11.53%)、法国(15%)和加拿大(16.06%),接近美国近十年平均值(17.1%)。

随着北京对台军事扩张,台湾女性在军中扮演的角色开始受重视。2023年蔡英文政府首次开放女性后备军人接受教召,社会也热烈讨论应否让女性服义务兵役。

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文向媒体中文表示,性别平等被视为军队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如果男人可以从军,女性也应该要有从军的权利”,女性参与军队亦能让民众更愿意了解国防议题。

多项军方研究也指出,随着现代战争型态改变、少子化时代男性兵源减少,女性参与战斗性职务能强化整体建军能量。

一群台湾女性军人正在参与军事演习。

“杰出的特例”

2017年,郑宇君准备服役时,正逢制度变革。台湾国防部首将“装甲兵科”纳入女性招募范围,是陆军最晚开放女性加入的战斗单位。

台湾自1990年代起逐步开放女性进入军队,包含行政、补给、通信至飞机维修与驾驶等职务。1994年军校开始招收女性,2006年全面开放志愿役士兵,近年进一步开放战斗兵科。

郑宇君大学就读医护管理系期间,她加入“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该制度仿照美国“预备军官训练团”,政府补助学杂费与生活费,让大学生利用假期接受军事训练,在毕业时同时取得学位与储备军官资格。

她回忆,当年共30名新兵选择装甲兵科,包含她在内有五名女性成为先例。

如今,她驾驶着最新型的战车,在媒体和总统赖清德眼前亲自展示武力,具体呈现出女性军人的成就。但专家指出,她的优异表现,并不意味女性已在战斗兵科取得同等机会。

“台湾女性军人比例虽然提升,但在军种和官科分配上仍存在明显差距,尤其野战部队女性比例偏低,性别失衡问题依然存在,”学者刘文表示,女性在军事领域的角色想像仍相当单一。

她解释,即使在民防领域,女性投入比例很高,但这类工作多被视为传统的“照顾性”职务,因此较容易被接受。然而,对于女性担任前线作战将领,社会仍普遍存疑。

“现代战争确实出现更多女性参与技术支援职务,例如无人机操作,这样的论述并非完全负面,至少扩大了大家对现代战争的想像。”但她强调,如果不打破“前线等于阳刚、等于战斗、等于英雄”的连结,军中的阳刚文化仍难以真正改变。

“可能会有一些特例,但她必须非常杰出,才能突破这种刻板印象。”

近年台湾军方均有释出女性在战斗部队获得重用的案例。2001年,国防部任命台湾史上第一位陆军战斗部队女性连辅导长。2007年,台湾出现第一名女性担任第一线作战舰舰长。2009年,空军迎来首位女性运输机正驾驶,后来更晋升为第一个飞行部队的女性主官。

但国防部未公开各兵科性别比例,外界难以掌握女性在战斗、技术及后勤单位的分布,缺乏透明度。最新数据显示,女性军人在陆、海、空三军的比例分别为14.2%、13.9%、20.5%。有报告指出,台湾空军女性占比最高,是因为该军种有较多专业单位,加上基地固定、官舍完善等原因。

在台湾,女性在战斗单位担任主管职仍属少数,高阶将领更是屈指可数。据2024年统计,现役将领约290位,女性仅有5人,包括一名政战局长中将及四名少将,创历来新高,但至今仍无女性上将。

在美军中,担任将领的男女比约是四比一。2008年,美国出现第一名女性四星上将。

军队的窄门

事实上,台湾女性进入军中在政策上就有性别比例门槛。国防部军事院校招生按性别设限,根据2025年简章,陆军女性名额占18%,空军14%,海军16%,其中海军飞行生不招收女性。女性多集中在政战学院与管理学院,比例约在20%以上。

这项政策多次引发质疑。2021年,前时代力量立委王婉谕批评,军校沿用性别比例,形同预设“哪些工作是男生可以做,但女生不能做”。今年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也指出,政战与管理学院大量超收女性,显示公告数字不合理,应调整甚至取消部分科系的性别限制。

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回应,过去国防部参考世界各国部队男女比例,规划将女性人力比率提升至14%,至于设定男女招生名额,是考量到女性军中生活设施的限制,及学生毕业后的职缺与退伍情况。

日前,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质询曾表示“不认为(军事院校)招生需要区别男女比例”。然而,最新军事院校招生简章显示,相关名额限制并未有所更动。国防部最新性别平等推动计画中,也没有持续提升女性员额的目标。

刘文指出,这与全球民主国家军队在兵种项目上逐步放宽限制、迈向性别中立化的趋势仍有差距,例如瑞典、加拿大、德国等国已全面开放女性进入战斗兵科。如果女性仍被局限于某些军种,“这并不是性别平等的普及”。

她以台湾潜舰部队为例,因长期出海、空间狭窄,难以保障隐私,至今仍未开放女性服役,显示结构性障碍依然存在。

目前全球已有十多个国家开放女性服役潜舰。挪威1985年率先打破惯例,美国2010年全面开放,英国2011年跟进,日本2018年允许女性登舰,南韩则在2024年迎来首批女性潜舰官兵。

郑宇君在陆军营区内接受专访。

空间政治

过去,战车内部空间狭窄,也是装甲兵科被认为不适合开放女性服役的理由。

郑宇君回忆,刚开始学习操作战车时,就曾有长官担心车内空间狭窄,车长与砲手座位前后相邻,可能导致男女官兵“肢体接触或碰撞,会有尴尬或不适”,因此对人员安排提出质疑。

一辆战车通常采四人编制,包含驾驶员、车长、砲手与装填手。其中车长与砲手位于炮塔右侧,座位前后排列,作战时需密切合作完成目标搜索与瞄准射击。

“但实际进入炮塔后,空间其实足够,训练和作战时大家都专注在任务,不会特别去想身体碰撞的问题。”郑宇君说,经过沟通调整,如今她的战车搭档不限于单一性别,考量的是团队合作与专业技术。

现年30岁的陆军退役军人谢昀希向媒体中文表示,军中男性主导的性别文化与空间规划限制,曾让她“感到不适”,是离开军队的原因之一。

谢昀希服役六年,2019年退伍,曾在台湾中部基地担任通讯兵,负责架设天线、维持部队沟通,所在单位女性仅约一成。她说,该兵科并非第一志愿,当时想进入飞机维修科,但该科未开放女性名额。

她回忆,部队基础设施缺乏女性需求考量,例如盥洗设备不足,部分女厕由男厕改建,仍“留有小便斗”且年久失修。执勤时,男性有休息空间,她则需步行十多分钟回宿舍午休。

野外训练时,女性官兵常面临无处如厕,甚至在生理期无法更换卫生用品。住宿安排也不便,上级常将女性官兵分派至其他单位借宿,导致往返时间增加,其公平性也引发男性同袍不满。

她指出,这些限制不仅影响日常生活,也阻碍专业发展。其曾报名大卡车驾驶训练,却因“没有女性过夜空间”未获录取,失去进修机会。

台湾国防大学2021年研究指出,台湾军队对提高女性招募比例普遍抱持抗拒态度。研究发现,女性进入基层部队或野战单位后,原有人力分派与工作模式需调整,男性军人常透过空间、人际与职务区隔,将女性排除在群体之外。

退伍军人谢昀希过去接受军队长官表扬的照片。

图像来源,謝昀希提供

“阳刚文化”与性骚扰

谢昀希回忆,服役时她是单位中极少数女性,要努力融入军队的“阳刚文化”

“如果太强调自己是女人,就不符合军队期待。”谢昀希说,陆军精神标语强调雄壮、威武、刚直等男性特质。她虽不完全符合这种想像,但因个性外向、懂得说男性间的玩笑,仍能融入同侪;相对地,性格较阴柔的女性,则容易被认为不好相处,“因为她们会哭,会表现得情绪化”。

谢昀希指出,女性在军中要获得“接纳”,不能过于女性化,却仍需维持“像个女人”的形象,例如正式服装仍要求穿裙装,其也曾因为短发太短、造型中性,而被长官询问理由。

“那几年,即使其他女性遭言语歧视,我也笑笑带过,甚至遭到性骚扰,也选择压抑。”她回忆,曾有学长对她说“梦到你裸体”,并描述细节,当时因刚下部队,不知如何反应。后来她在军中公开同志身份,也曾遭揶揄“能否加入性行为”。

“性骚扰申诉程序繁琐、代价高,我选择自己消化,也忘掉很多不舒服的事。”军队阶层分明,人员长期紧密相处,即使遇到不合理情况,无论在制度或文化氛围上,都难以提出异议。而这些性骚扰行为,在她近年担任后备军人,回到军中接受教召时,仍不时发生。

今年3月,台湾监察院公布调查报告,指出军中性骚扰存在权力不对等、黑数、申诉机制及保护措施不被信任、宣导及督导偏重形式、营区环境不安全等问题。报告显示,军中性骚扰受害者以女性占九成,七成案件发生于营区内,而且国军仍潜存性骚扰黑数,每七件中即有一件申诉人是在遭受性骚扰半年后才提出申诉。

国防部未具体回应对军中性骚扰问题的询问,但强调采取“零容忍”立场,并表示将持续强化干部教育与官兵性别平等意识,依规定严格调查与处理,建立防范与通报机制,营造安全友善的职场环境。

退伍军人谢昀希接受专访。

“玻璃天花板”

国防大学2021年研究指出,军方为防范性骚扰,采取两性隔离政策,但如今却成为性别间保持距离的理由。其中多名匿名受访的女性战斗部队军官表示,男性同僚营外聚餐会刻意排除女性,她们在人际互动中被疏离,执行任务时只能孤军作战,不仅工作更吃力,孤独感也令人难受。

刘文指出,传统阳刚职场的晋升不仅需要能力,还仰赖人脉与适应文化。她认为,军中仍存在性骚扰文化,基层军官的案件较易被通报与讨论,但越到高阶,因涉及更大权力,处理反而更被动。这种现象削弱女性对职涯前景的想像,“如果在现阶段无法获得平等待遇,为何还要追求晋升?”

开战车的郑宇君表示,自己在军中未曾因性别遭不当对待,也未被限制职涯发展,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仍让她面临抉择。她坦言,当时曾在赴美受训、接任教官与晋升连长,或选择结婚、走向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连长要照顾一百多人,注意每个人的勤务、升迁和生涯规划,还要兼顾短期和长期任务。如果同时结婚生子,心力会被分散,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全心投入。”

郑宇君说考虑到出国受训机会难得,最后选择了争取机会,伴侣和家人也都支持她的决定。她认为其经历能带来正面影响,“有学妹告诉我,因为透过同学或新闻报导,看到我的努力而受到鼓舞,想朝装甲兵这个方向努力。”

国防部《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军官、士官、士兵均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于2014年修正《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官条例施行细则》,让复职未满一年者仍可列入晋任对象。

然而,研究发现,这些制度在实务上仍有困难,“中途离开”就难被培养为高阶人力,女性军人的职涯发展依旧受到传统家庭角色期待与军职强调忠诚度的限制。

谢昀希指出,军人强调忠诚与“全心奉献”,这与社会对女性角色的传统期待——牺牲奉献于家庭与母职——产生强烈冲突。她认为,女性在军中必须更努力追求工作表现,并证明自己与男性同样优秀,才能获得认同。

“在军中可以挑战的空间不大,”她说,“有人会刻意挑战,但方式通常保守。我以前的策略是让自己表现得非常优秀,才能提出要求,用专业能力换取性别上的认同,慢慢挪移军队对性别的想像。”

女性在军队面临的不平等与晋升受限,仍是全球普遍现象。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国防高层男性占比高达97%,女性仅约3%,晋升障碍明显。即使是不分性别征兵的以色列,研究仍形容女性晋升困境不只是“玻璃天花板”,而是“水泥天花板”。

谢昀希认为,女性陆续进入军队是进步,但台湾高阶女性军官仍是极少数,国防部应更透明公布女性晋升现况与数据,并提出保障方案,“外界无法得知,就难以形成监督力量”。

“面对持续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女性不能被排除在军事人力外,”她指出,但环境若未能形成实质平等,仍会影响女性投入的意愿。

学者刘文指出,国际军队的性别文化仍在挑战与变革中。台湾强调性别平等,近年也面临军事威胁,女性对军事的关注明显提升。一项统计显示,台湾民众有六成支持女性从军。她认为,瑞典的征兵制值得借镜,该国采“去性别化”政策,男女一律徵招,不限军种,跨性别者也不受限制,让军队更能发展多元性别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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