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月23日正式解散国会，2月8日举行大选。大多分析聚焦在此次是60年来首次国会召开首日解散，仅16天超短期选战上。毫无疑问，这是高市早苗的一场政治豪赌，寄希望于在高支持率背景下获得大选胜利，从而巩固执政基础，获得在内政和外交上的政策空间。然而，笔者认为除了上述短期的动态，此次大选不同于以往的大背景，以及对中长期日本政治外交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
这次大选最大不同在于国内。这是石破内阁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两度失利后，日本政党政治进入多党时代后的首次大选；国际上则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引发的多极化加速。
为什么高市早苗决定赌上政治生命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呢？她的信心来源绝不仅仅来自高支持率，而是认识到日本内政的多党时代混沌和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的不确定性，给日本选民带来的“失向感”（disorientation），催生对一位能积极求变的强有力政治领导人的强烈需求。
首先，此次选举是多党时代日本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日本政治长期由自民党一党独大，尽管冷战结束后曾一度下野，但通过和公明党的合作，维持变相的一党独大局面。2025年夏天，日本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大败，自民党失去13议席，仅获得39议席，公明党仅获八议席。
2024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已经失去多数，这意味着自民党在众参两院都失去多数，这是建党以来首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去年正是自民党成立70周年。日本政治正式进入相对第一大党的自民党，加上若干实力相当的在野党的多党并存新格局。在多党时代里，自民党在决策上不得不频繁依靠和在野党讨价还价才能够实现，长此以往，自民党作为政党的政策一贯性就会受到腐蚀，党内领导人的凝聚力也会降低。
在石破茂时期，大选接连失利导致党内权威不足，法案通过须要不断向在野党妥协，结果成为短命首相。选民对石破的失望，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对高市的期待。为了避免步石破后尘，高市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举行大选获得选民授权，这样既可凝聚党内避免分裂，也可牵制在野党。但是，由于在自民党内没有派阀基础，高市只有通过直接诉诸民意，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能够为日本带来变革的强势领导人形象。
第二，长期以来，日本的国际战略是基于美国一强独大的国际秩序，然而特朗普政府再次执政后，从根本上动摇这个认知前提。2025年，特朗普政府对日本等盟友也威胁高额关税和要求巨额对美投资。2026年新年伊始，特朗普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和协定，并且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打击行动。美欧关系则因为格陵兰问题出现巨大裂缝，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公开批评美国，并将国际秩序定义为断裂而不是转型。美国最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则是将战略重点转到西半球和本土安全。日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不仅不再那么可靠也不可预测，而且会利用日本对美经济依存，作为讹诈工具的盟友。以人工智能（AI）为例，日本过度依赖美国，一旦出现问题，日本经济直接受损。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因为高市讲话导致前所未有的紧张，与近期法国、英国、加拿大等美国亲密盟国领导人接连访华，形成鲜明对照。日本社会也期待强有力领导人在外交上打开局面。
市场用脚投票是长期执政最大挑战
高市突然举行大选让反对党措手不及，尽管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结成新的中道改革联合，但如此短时间结成的政治联合，无论在理念上的磨合还是候选人遴选和协调上都是很大挑战。而且，中道改革联合提出的政治主张，与高市的自民党维新会的政策纲领没有本质区别。这意味着此次选举不是政策竞争的辩论，而变成个人魅力的比拼。在社交媒体时代，很难说中道改革联合具有能够抗衡高市的人。
因此，高市的胜算还是很大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她会像安倍晋三那样，实现长达近八年的长期执政呢？这个挑战同样相当大，首先将受制于两个因素——市场和选民。
此次选举可称为“多党减税民粹主义选举”，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主张食品消费税减税或者废除。消费税是医疗、看护、育儿支援等社会保障的稳定财源，每年大约5兆日元（约410亿新元）收入减少的财政窟窿如何填补，并没有真正的讨论。这样的根本性财源不确定性，最为敏感的就是市场。日本央行长期以来是日本国债的主要买家，并以此作为政府财源，这是“安倍经济学”所合理化的。然而，现在日本物价上涨很快，继续这样做就不能成为理由，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0%，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怀疑日益增强。去年11月，高市政府又发表21.3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政策，提高防卫费、高中免费，现在还要减少消费税，都是用钱的举措，却缺乏经济改革和增长战略，不免让投资者担忧自己被贬值的资产套牢。
况且，日本的潜在增长率低于0.5%，这样的扩张性财政导致入不敷出的担忧会越来越严重。因此，这背后蕴藏一个悖论，即选民“显性的高支持率”和投资者“隐性的低信心度”。即使高市大胜，如果投资者信心暴跌的话，就会“用脚投票”，重创日本经济。经济信心的丧失将直接导致实体经济受冲击，日元贬值会引发高物价对民众生活的影响，那时候选民也会“用手投票”。
高市长期执政的外部最大制约因素，无疑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长期紧张，对经济最大的挑战可能不是游客减少，而是日本将失去战略机遇。在东亚经济产业链重组中，世界各国都要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节点的中国构建联系，日本如果选择相反方向，对未来经济潜力的发掘会产生致命性的损失。
高市可能期待依靠在大选中获胜稳定政权，以一个长期执政的强人形象，让中国不得不与她打交道而软化立场，实现关系转圜，然而这是过于乐观的一厢情愿设想。日本如果无法和中国建立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日美同盟再巩固，也无法为日本战略、经济和外交带来更广阔的空间和未来。
（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