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究竟会成为美国的邓小平，还是它的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并非关乎个人性格，而是关乎历史功能。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都出现在各自制度合法性基础已然耗尽的历史节点上。经济结构性停滞、精英阶层僵化、民众普遍幻灭。两人的差别在于：一人通过改造体制而保全了体制，另一人试图改革，却在无意中瓦解了整个体系。
当下的特朗普，正处于美国历史中同样暧昧的位置。他不是拥有清晰蓝图的制度设计师，更像是破坏性人物：迫使美国放弃长期以来关于自身与世界的自我安慰幻觉。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生前于2018年7月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异常坦率地指出，特朗普或许属于“偶然的历史人物”——他们标志一个时代的终结，却并不完全理解自己正在终结什么。特朗普未必具备系统性战略思维，也未必拥有清晰的复兴方案，但通过挑战长期被视为美国“道德自然延伸”的联盟、制度与规范，他揭示了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高度偶然性与脆弱性。
基辛格警告，真正的危险不仅是失序，而是“错位调整”：大西洋世界分裂，欧洲逐步向欧亚大陆漂移，中国再次回归“天下中心”的历史地位与“全人类的首席咨询师”，美国则可能沦为地缘政治孤岛——依然强大，却日益孤立。
这种历史断裂感至关重要。特朗普不仅仅是民粹煽动者或偶发的历史性偏差，而是美国民主、政治经济与全球领导体系长期累积失能的症状。他的崛起表明，旧有公式——对外的自由国际主义、对内的金融化全球化、由精英主导的民主——已经无法再获社会普遍认同。
作为“诊断”而非“药方”的特朗普主义
右翼媒体评论人卡尔森（Tucker Carlson）对特朗普崛起的解读，为我们理解美国国内政治提供了关键视角。卡尔森在2018年直言： “一个幸福的国家，不会选出特朗普。”在这一视角下，特朗普的胜选并不是对一套完整政策纲领的认可，而是一种抗议性的呐喊，是选民试图唤醒早已与自身决策后果隔绝的建制派。
这一判断的核心，是美国人长期相信的“公平竞技场”的崩塌。数十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并非建立在结果平等之上，而是机会平等之上。极端财富差距之所以被容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财富是开放的、流动的，而非世袭、封闭的。
然而，大量研究表明，美国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增长已停滞数十年。财富、政治影响力与文化隔离在顶层高度集中。教育与文凭不再确保社会流动；政治参与也不再可靠地转化为政策影响。
民主的仪式依然存在——选举、言论自由、党派竞争——但实质内容已被金钱政治、游说机制严重掏空。
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与体系性危机
将特朗普与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并非随意之举。邓小平面对的是文革后丧失公信力的共产党。他的回应务实、渐进且高度克制：在不开放政治体系的前提下开放经济；允许不平等存在，只要能提高整体生活水平；在抛弃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同时，保留党的权威。
邓小平并未复兴毛主义，而是用一种能够创造增长、稳定与新合法性的混合体制，取而代之。
戈尔巴乔夫则选择同时推进政治自由化与经济改革，却严重低估了经济绩效不佳、合法性流失、民族主义高涨以及精英竞争早已侵蚀苏联的凝聚力。戈尔巴乔夫式改革暴露问题的速度，远快于对问题的修复，最终导致的不是更新，而是解体。
那么，特朗普位于这一光谱的何处？他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主义者，通过撕裂意识形态幻象来迫使体系适应现实；还是一个鲁莽的破坏者，会在没有构建可行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加速解体进程？
外交政策：从体系管理者到交易型强权
上述问题在外交政策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战后美国的主导地位建立在一项隐性交易之上：美国提供安全、市场与货币稳定；盟友接受美国的领导以及一套虽然不完美但高度可预期的规则体系。
特朗普公开挑战这一安排，构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逻辑的根本背离。历史上，大国往往偏好规则，正因为规则通常由它们制定并执行，且服务于其战略优势。
“美国优先”在海外越发被解读为“美国孤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因关税战、美国退出多边机构、对抗性言辞以及安全政策交易化而急剧恶化。最明显受损的是欧洲。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已跌至二战以来最低水平。
从北京的视角看，这一转变带来机遇。中国分析人士并不将特朗普的政策解读为新一轮对华遏制措施，而是视为美国对自身能力边界的含蓄承认。与其说华盛顿在进行意识形态对抗，不如说正在走向交易型共处、选择性技术限制与讨价还价。
这一判断支撑了中国战略：不必推翻现有体系，而是削弱其抵抗能力、瓦解联盟、在关键议题上——尤其是台湾问题——购买中立。
《金融时报》专栏作者加内什 (Janan Ganesh) 指出，大国最危险的阶段并非崛起或鼎盛时期，而是相对衰落期。地位焦虑驱动了反复无常行为。美国在最强盛之时，最为慷慨。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战后复兴奠定基础，而随着相对优势地位的侵蚀，美国的行为却越发强制。因此，特朗普的政策波动反映了更深层的“损失框架心理”：在虚张声势与疲惫撤退、胁迫与收缩之间来回摆动。
内部不稳定与解体风险
在国内，美国正同时呈现多项高风险指标：精英过度生产、大众贫困化、财政压力上升以及对制度的信任衰退。身份政治的极化将政治竞争转化为生存斗争。特朗普并非这些问题的根源，但他通过常态化破坏规范、削弱制度合法性、将政治对手描绘为敌人，加速了这一进程。
特朗普的政治成功源于他准确捕捉到美国社会契约中的真实裂缝，但他采用的核心工具——全面关税与大规模驱逐移民，往往推高物价、扰乱供应链并压缩劳动力供给，若缺乏配套补偿政策，最终将直接挤压工薪阶层。近期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联邦执法相关致命事件，就是美国宪政与道德危机加深的信号。
那么，特朗普究竟会成为美国的邓小平，还是它的戈尔巴乔夫？本文刻意不作定论。特朗普确实识别出了真实的问题：精英脱离现实、不可持续的全球化、空洞化的民主以及过度延展的霸权。但识别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
历史最终不会以动机，而将以结果评判他。如果他的破坏性行为最终催化制度更新、社会再平衡与战略再校准，他或许会在无意中接近邓小平；若它加深分裂、动荡与合法性流失，戈尔巴乔夫的类比将越发明确。
可以确定的是，正如基辛格所警告的，美国正处于一个极为严峻的历史阶段。特朗普不是起因——但他很可能决定，它是以更新告终，还是以瓦解收场。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