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回白宫后，最让盟友心惊的，未必是他对对手的强硬，而是他对“自己人”也能下重手：加关税毫不留情，谈判桌上动辄把盟友当成“占便宜者”；对加拿大更是反复放话，甚至把边界说成“人为画出来的线”，还扬言可用经济力量逼加拿大就范。更夸张的是格陵兰，2026年伊始，白宫公开说特朗普在讨论“获得格陵兰”的各种选项，甚至把军事选项也摆上台面；在达沃斯，他又说要“立即谈判”购买格陵兰。
把这些动作称作“西方文革”，当然是一个比喻，不是说美国和西方正出现当年中国那种全民动员与社会撕裂的“浩劫”，但它确实有一种熟悉的“文革”气味：由最有权势的人发动，矛头指向既有秩序与规则；手段非常规，通过极限施压来逼对手让步；更重要的是，它背后带着强烈的价值判断——“旧秩序”在他眼里不是须要修补，而是须要推翻、重谈、重做。
许多美国学者把特朗普主义概括为种族主义、民族与民粹主义、威权倾向，或更直白的“非/反自由主义”。这些标签是否完全准确，见仁见智，但至少解释一个现象：为什么特朗普会与西方阵营长期自我标榜的自由主义价值持续冲突？为什么他会更愿意用交易和服从来衡量同盟关系，而不是用共同价值和制度承诺？当价值观从“规则优先”转为“实力优先”，从“共同繁荣”转为“美国优先”，对盟友动刀就不再是禁忌，而成了新常态。
有意思的是，这种“反旧秩序”的冲动，恰好让中国的路线显得更像“另一极”。经历过文革带来的深重灾难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主旋律，至少在对外叙事上，是把发展放在压倒性的优先位置——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问题的基础，甚至把许多政治难题，包括台湾问题的解决，都包进“先把自己发展好”的逻辑里。中国官方近来仍在强调要与全球南方加强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并把这描述为在不确定时代维护更可预期的世界经济秩序。这种说法当然也有政治目的，但它的“发展卖点”对多数国家都有很强的吸引力。
也正因此，中国在某些议题上，反而不难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找到可交易的接口。
特朗普喊“让美国再次伟大”，表面上是情绪口号，落到经贸政策上往往就是两件事：产业与收入。关税、供应链、制造业回流、技术优势，都是围绕“把蛋糕做大、把好处留在国内”。白宫在2025年4月那份关税事实清单里，也把“竞争力、安全与主权”捆在一起叙述，把经济问题直接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
对中国来说，这套语言并不陌生：发展与安全本来就经常被放在同一张图里。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发展与安全观念，是在向中国靠拢，这可能让双方在各取所需的交易层面，找到某些可操作的妥协点。另一方面，当特朗普对传统盟友施压过猛、盟友对美国的信心波动时，中国也更容易把自己包装成更稳定的经济伙伴，吸引美国的盟友，例如加拿大和英国等，来加深经贸合作。
但不要误会，特朗普的战略收缩不等于温和退让。它更像是把资源收回、把账算清、把盟友逼到墙角，然后在他认为够得着的地方强取豪夺。而且，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他未必真想让美国退出世界霸主的位置，而是想用更低成本、更强控制、更高回报的方式，先让“美国重新伟大（发展）”，然后伺机再重回霸权。
在他看来，美国今天的麻烦不在于不够强，而在于把强势用错地方、被盟友和制度锁死回报率。所以先拆旧框架、先重谈条件、先让产业回血；等经济与财政更稳，再决定在哪些地区重新加码。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取决于太多变量：美国内部是否团结、盟友是否离心、中国是否趁窗口期实现“超车”，以至于能阻断美国重回霸权之路。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美国政治精英对霸权并没有真正放下执念，分歧更多在于手段与节奏：是靠规则与联盟维持影响力，还是靠交易与施压重新定义影响力。
如果把今天的世界看作一条分岔路，一边是“西方内部先震荡（文革）再重组”，另一边是“东方继续用发展叙事争取伙伴”。短期看，西方的震荡（文革）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中期看，谁能提供更稳定的预期、更多可兑现的利益，谁就更容易成为新秩序的优先选项。长期来看，中美竞争将持续进行，但胜负难料。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