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星期三（14日）通过由国会领袖英兰妮提呈的动议，认为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不再适合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11名工人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
毕丹星的命运就此交给黄循财总理决定，黄总理很快地在隔天发表文告宣布，即日起撤除毕丹星的国会反对党领袖职务，并邀请工人党中委会提名替代人选。
黄总理说，这项决定是为了秉持法治，以及国会的尊严和诚信。
工人党在2020年全国大选成功夺下10个议席，时任总理李显龙随后正式确认毕丹星为国会反对党领袖。到了2025年大选后，黄总理再次委任毕丹星出任这项职务。
毕丹星现在既被免除，总理让工人党自行决定这个职务的继承人，该党马上面对一个难题。最适合的继任者原该是党主席林瑞莲，但她也在此次的撒谎案中牵涉在内，同样命运未卜。
黄总理在发给工人党中委会的信函中，强调国会反对党领袖在新加坡政治体系中发挥的重要角色。他提醒，反对党领袖在国会里带领反对党议员就法案和动议展开辩论，并提名反对党议员加入特选委员会。反对党领袖也受邀出席国家级别活动，并且参加与外国使节的会议，以及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机密汇报。
国会反对党领袖这个职务已是体制化，成为新加坡民主议会的一部分。新一任国会反对党领袖，也似乎意味着他今后在工人党领导地位的提升。
毕丹星向国会特权委员会撒谎的案件，法律程序走了几年，推事庭2025年2月裁定，毕丹星在2021年12月10日和15日的国会特权委员会聆讯中，就工人党前盛港集选区议员辣玉莎在国会撒谎一事作伪证。高等法院上个月发表裁决，维持对毕丹星因向国会特委会作伪证被定罪的原判。
自上个月以来，网上便流传对国会领袖英兰妮的恶毒人身攻击的信息，民间也许还存在一种观感，以为政府对工人党穷追猛打，缺乏“忠厚”。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2岁的苏轼参加进士高考，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说理通透，气势磅礴的文笔，震惊当时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文中苏轼在赏与罚这两件事上，提出一个超时代的观点。他认为要赏人的时候，还在犹豫该不该赏，那就赏给他吧！要罚一个人时，还在怀疑他是否该罚，那就不罚了（赏疑从与，罚疑从去）。苏轼认为这就是“忠厚之至”的表现。
“忠厚”是这篇命题作文的要点，苏轼发挥得恰到好处，符合儒家提倡“忠厚”的精神。宋朝的科举卷子已经采取“糊名”制，欧阳修因为苏轼这篇文章实在写得太好了，而怀疑是出自他的得意门生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为了避嫌，竟把原已排第一的苏轼文章刷到第二名，欧阳修此举也未免过于“忠厚”。
苏轼的刑与赏观点强调“忠厚”的原则，并不符合今天民主社会的法治精神，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衬托出奖赏和刑罚都必须有根有据。
毕丹星案件疑云重重，政府如果一开始由于顾虑政治上的反弹，而放弃追究，不处罚他，固然可以表现出几分“忠厚”，但却立下不好的先例。如果同样三番四次向国会撒谎的严重罪行，发生在执政党党内同僚，政府也同样心存忠厚，“罚疑从去”的话，社会的反应和观感肯定会不一样，同样的“忠厚”就变成了“护短”“徇私”“纵容”“包庇”。
其实，工人党并不缺乏处理不诚实党员的经验，英兰妮在国会中举出两个例子说明，工人党向来对说谎和不诚实行为持强硬立场，并采取迅速行动。但当问题出在党领袖本人身上时，工人党的处理方式却是另一套。
英兰妮也指出，在关键时刻，“毕丹星的处理方式，与刘程强的领导魄力，形成鲜明对比”。
刘程强领导工人党在2011年大选取得零的突破，攻下一个集选区，席位增至六个。当时，刘程强大胆地走出20年的“娘家”后港区，把这个根据地交给年轻的饶欣龙看守，岂知这个把刘程强当作父亲般尊敬的政坛新秀，不久后却闹出婚外情的丑闻，刘程强果敢“大义灭亲”，开除他的党籍，也没有推诿自己应负的责任，向选民道歉，不惜让后港选区举行一次补选，后港区仍旧落入工人党手中。谁都看得出，这是“刘程强因素”。刘程强当年如果对犯下大错的手下表现忠厚，从宽处理，也就没有日后工人党势力的不断增长。
执政党对国会议员的清廉、个人道德有一套严格的要求，甚至成为反对党纪律的参照标准。
毕丹星的案件对工人党整个领导层是历来最严重的打击，工人党何去何从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