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月1日是中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10周年。就在10天前(编按:2025年12月21日),长期负责这一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时常伴随暴力手段)的彭佩云去世,享年96岁。她从未因自己的行为被问责。一些讣告称赞她具有“改革意识”,尽管实际上她只是延续一项极其不人道的政策,而政策带来的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
1979年,副总理陈慕华在当时最高领导人陈云、邓小平支持下,首次提出独生子女政策,以应对他们错误预判的粮食短缺危机。但直到次年导弹专家宋健和经济学家田雪原警告,中国人口将在2080年达到42.6亿后,他们才决定实施这一政策。
鉴于部分高层领导对提案持怀疑态度,政策并未经过立法程序,而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布并推行。1985年起,多地开始试点实施二孩政策。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已升任国务委员的宋健说服新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强化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在随后两年内跌破自然更替水平(每位女性生育2.1个子女)。但作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彭佩云,非但没有终止此政策,反而扩大“一票否决”制度,将官员的仕途直接与计划生育执行结果挂钩。
这促使各地官方采取日益残酷的手段。1991年,山东省实施残忍的“百日无子”运动,四处抓捕妇女实施强制堕胎或引产,而彭佩云却盛赞成效并敦促各地效仿。 在她任期内(1988年至1998年),1亿1000万女性上节育环,4100万人绝育,1亿1000万人堕胎——其中多数都是被胁迫的。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的2.3降至2000年的1.22,当时山东省6岁儿童数量仅为10岁儿童的40%。
彭佩云则一路晋升。1998年,她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兼全国妇联主席,而后者在各地的干部则协助执行计划生育政策。2001年,她与同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共同说服江泽民颁布《计划生育法》,使政策摆脱“非法”状态(在2001年前,不仅独生子女政策,整个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包括1970年代的二孩、三孩政策,均属“非法”)。
关键的是,彭佩云还于1994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主席,2007年至2018年任名誉主席——这一职位使她得以维护中国人口研究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而非事实上的准确性。例如,尽管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仅为1.22,这一数据却被上调至1.8。毕竟,正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于学军2007年所言,1.2的生育率意味着中国就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尽管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仅为1.22,这一数据却被上调至1.8。
当观察家称赞彭佩云为改革者时,通常指的是她2004年代表官方人口学家提交的放宽独生子女政策提案。但提案主张逐步推行二孩政策,而非加快撤销各类计划生育法规。它以一些站不住脚的数据做支撑:撰写者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虚增逾2600万人口,向上修改生育率(从1.2升至1.6),并警告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将使中国人口突破16亿的“警戒线”。
这一评估与我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2000年至2007年,我发表一系列文章、报告,还写了一本书,预测即使取消计划生育管控,生育率在开始再度回落前,也不会达到更替水平,还会在2023年降至每个妇女生育1.47个子女的水平。而且,中国的人口峰值将低于14亿。但政策制定者非但没有未听取我的警告,反而查禁我的书。
果不其然,生育率持续下降,而官方数据却不断上调。例如,201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1.18生育率,后来被修改为1.63。与此同时,于学军、翟振武等计划生育高层官员,还向大陆政府中央政治局建议要“切实稳定低生育率”。
但我的预测被证明具有先见之明,因此中国政府在2012年邀请我撰写一份仅供最高层领导传阅的5万字报告。 然而,我的预估再次与官方人口学家的夸大预测相悖——其中17位专家竟妄言,全国放开二孩政策将导致生育率飙升至每位女性生育4.4个孩子以上。政府采纳他们的说法,于2014年推行选择性的二孩政策。
当这一政策同样宣告失败后,一家国务院下属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新书修订版,并筹办一场聚焦我研究成果的“人口政策特别论坛”。 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出面叫停,发函禁止此书出版。直至2016年——官方预测预计生育率将在2030年前稳定在1.8的水平,此后人口开始逐渐减少——全国才全面推行二孩政策。
尽管彭佩云晚年曾自我反思,甚至邀请我与她会面(被我婉拒),但为时已晚。如今,官员承认中国人口自2022年开始萎缩,2025年生育率可能只有0.9。人口崩溃几成定局。
这段历史折射出中国治理的致命缺陷:那些得到高层官员支持的政策哪怕失败,往往也会被掩盖好长一段时间,尤其借助错误或篡改后的数据。这与民主印度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1975年,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措施,两年后便因民怨被选票赶下台,政策也随即废止。
作者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学高级科学家,著有《大国空巢》一书
英文原题:The End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Ten Year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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