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6日读到黄绍安先生发表于《联合早报》言论版的大作（《街道》视角下的城市记忆与反思），内心颇受触动。这不仅是一篇细致而具理论视野的阅读回应，更是一次来自公共文化场域的理解与对话。作为《我狮城，我街道》（下称《狮》）系列的主编，笔者谨此表达诚挚的感谢。
黄先生并未将《狮》视为一套单纯以情绪或怀旧为主的作品，而是置入新加坡高速城市发展、身份建构、记忆保存与情感经验之间的复杂脉络中加以讨论。这种不急于定论，而是耐心展开的阅读方式，本身就是对创作者与编辑工作的尊重，也让“街道书写”得以被认真对待。
从1960年代以生存为导向的规划思维，到七八十年代公共住宅与工业化体系的建立，再到90年代后的全球城市竞争，新加坡的城市规划长期强调效率、秩序与可持续性。这种模式在国际城市研究中，常被视为高度成功的现代化实践，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空间记忆的断裂、社区结构的重组，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被快速更新所覆盖的现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街道”与“地方”作为书写对象，才显得格外关键。街道并非单纯的物理通道，而是城市社会关系最具体的承载单位之一。城市理论家勒菲弗（Henri Lefebvre）曾指出，空间并非“中性的容器”，而是被生产、被使用、被赋予意义的社会产物。街道正是这种“被生活过的空间”，它记录制度如何落实于日常，也保存个人如何在制度之中寻找自身位置。
《狮》系列的策划，起初源于一个并不复杂的念头——在阅读《我香港，我街道》与《我台北，我街道》之后，笔者便开始思考：新加坡是否也需要一部由创作者亲自书写、从日常经验出发的“街道文本”？因此在征稿与编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让作者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地方记忆与语言感受出发，避免重复书写，也不预设立场。
不难发现，在千禧年后，快速更新的城市景观，使不同群体开始意识到“地方故事”的迅速流失。当熟悉的街区、老店、邻里关系与日常气味逐渐淡出生活，人们所感受到的，并不只是空间变化，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如何理解这种感受，并转化为可被记忆、被理解、被传递的经验，正是街道书写试图回应的问题。
新加坡作为移民社会，“本土经验”本就不是单一来源，而是由不同世代在本地与跨地域经验中逐步生成的复合体。因此，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必然呈现多元而流动的状态。在编辑《狮》系列时，我们刻意不为街道“定调”，而是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写作者，以各自的语言与视角去靠近街道。正如黄先生所观察到的，第二辑中，年轻作者与新移民的加入，并非为了制造新鲜感，而是为了让城市叙事保持开放，使街道不仅被回忆，也能被重新理解与想象。同时，我们也有意识地扩大市区以外的地方书写，让北部与西部的邻里空间进入公共视野。
在笔者看来，街道书写若仅停留在情感回收，终究会失去向前的力量；唯有在回望中意识到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后，文学才能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文学无法替代规划，也无法直接改变政策，但它能够补足官方档案之外的“生活史”，为未来留下理解城市的另一种入口。
因此，在书籍之外，我们也尝试让《狮》成为一个持续运作的文化实践：举办街道与地方摄影展、老街导览，以及接下来有意举办品尝“古早味”的文学活动；一些学府也据此展开“在地文学”创意写作的活动。这些延伸并非为了扩大规模，而是希望让街道书写回到生活之中，成为可被讨论、可被感知的经验。
走过60年的独立建国历程，新加坡如今面对的已不只是“如何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自己”。在基础设施高度成熟的阶段，城市所需要的，不仅是继续向前的速度，也包括对自身经验的反思与整理。街道书写，正是在这一阶段显现必要性。
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的认真阅读与深度回应。这样的公共讨论，使城市书写不止于文本内部，而能进入更广阔的文化对话之中。城市仍在变化，街道的书写也将持续展开，而记录本身，在此刻，正是一种必要而清醒的行动。
作者是新文潮出版社社长与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