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方拘捕并移送纽约受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俄罗斯迅速将此定性为“侵犯主权”,欧洲多国保持观望,而美国国内舆论整体趋于支持。这一事件本身,已超出司法或外交争议的范畴,更像是美国对外战略取向的一次集中展示。
若将其置于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的整体政策框架下观察,这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一种可概括为“唐罗主义”的战略实践——即特朗普式现实主义与门罗主义的结合体。其核心目标并非战略收缩或退出全球事务,而是通过重新界定势力边界,恢复并巩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1823年门罗主义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本质并非孤立主义,而是对西半球排他性主导权的宣示。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欧亚大陆倾斜,中南美洲逐渐成为多方力量竞逐的场域。过去20年,中国在资本、基础设施与金融领域的扩张,俄罗斯在能源与安全层面的介入,使得这一地区在事实上出现了相对“去美国化”的趋势。
与历届美国政府更多依赖外交斡旋与经济制裁不同,特朗普的做法更具现实主义色彩。他并不试图修复一个日益空洞的国际规范体系,而是优先恢复美国在核心地缘空间的实质控制力。委内瑞拉事件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在美国认定的关键利益区内,不再容忍战略对手形成稳固据点,无论其行为披着怎样的主权或合法性外衣。
部分观点认为,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门罗主义的强调,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正推动战略收缩,甚至走向区域主义或孤立主义。这种判断往往源于特朗普对俄乌战争的有限介入、对盟友责任的重新界定,以及对多边机制的冷淡态度,同时也体现在他不再强调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或民主价值输出。然而,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看,这更接近一种选择性介入,而非战略退却。特朗普反对的是“无限责任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而不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本身。
在这一框架下,美国并未退出世界,而是对全球布局进行重新排序。特朗普提出收购格陵兰,指向北极航道、战略纵深与未来能源格局;对伊朗核问题采取高压政策,意在防止中东力量结构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则体现出美国持续塑造中东安全架构的意愿。这些政策并不构成退缩,而是一种更强调成本、效率与可控性的介入方式。
在印太方面亦是如此。尽管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延续战略模糊的表述,但在军售规模、技术协作与安全互动层面,并未削弱台湾的战略权重。这表明,美国并未放弃将台湾视为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而只是以更具交易性和工具性的方式加以运用。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唐罗主义并非单纯针对某一国家,而是旨在防止“结构性挑战者”的出现。无论是中国在经济、科技与产业链层面的扩张,还是俄罗斯在安全与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其共同特征在于:一旦在关键区域完成整合,便可能削弱美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优势。唐罗主义试图阻止的,正是这种趋势。
因此,美国的核心逻辑是一种以地缘空间为基础的霸权防御战略:在西半球恢复排他性影响力,在欧亚边缘防止对手形成稳固同盟,在关键节点维持压倒性干预能力。这并非价值观层面的扩张,而是一种更为冷静、甚至冷酷的国家权力运用方式。对亚洲而言,这意味着美国参与地区秩序的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美国仍将深度介入印太事务,但关注重点已从价值叙事转向力量平衡与成本收益。这一变化,可能使区域安全环境更具不确定性,也对中小国家的战略判断提出更高要求。
对新加坡而言,这一趋势尤为值得关注。作为高度依赖开放秩序、国际航道与大国稳定关系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既难以承受地区对抗升级带来的外溢风险,也不具备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的空间。在唐罗主义所强调的“红线政治”与“交易逻辑”之下,中小国家更须依靠制度可信度、外交灵活性与区域合作来维护自身战略空间。
唐罗主义并非对20世纪美国角色的简单复刻,而是一种更具现实主义与交易特征的霸权管理方式。它弱化价值叙事,却强化权力边界;减少道义承诺,却明确战略红线。
这表明,美国并未接受“后美国时代”的到来,而是在以新的方式,重新确认自己作为全球主导力量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试图通过重塑战略边界与政策工具,提升美国制度的应变能力,以应对一个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国际环境。
作者是美国国际贸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