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五下班时间发生在台北车站一带的无差别攻击事件，造成四死11伤，现场多个画面令人震惊。台湾警方对外说明许多详情，但因为作案者已当场死亡，也久未与家人联络，所以具体动机无法证实。台北个案至今所知不具备意识形态或政治目的，被警方排除是恐怖袭击，但行凶者有计划地实施无差别暴力，本质上是对社会实施造成大规模恐慌的独狼式袭击，或许更值得现代都会治理者的关注。
27岁的行凶者张文来自桃园小康家庭，没有经济问题，一些分析认为，他很可能是在过度严厉的家教下走上叛逆之路，数年未与家人联络，父母都不知道孩子在做什么。很多报道与评论也提起11年前在台北捷运车厢上导致四死24伤的无差别杀人事件，21岁行凶者郑捷竟从小有杀人想法，并且在个人网页上持续描述自己要杀人，被学校追问时则辩称有写恐怖小说的习惯，或只是个人情绪发泄，却未被严肃对待。此外，2024年5月，台中捷运发生20岁青年洪净持刀乱砍，酿成四人受伤的案件，或许因为无人死亡也不在台北，所以外界关注不大。三人都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犯案，也都在事后引起巨大的回响和检讨之声。
诸多案例显示，独狼式袭击并不只在欧美社会的极端主义氛围中才发生，它也可能在亚洲社会出现。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极端行为包括无故杀人，都必须由肇事者承担最终责任，所有的分析和论述，无论是为了学术研究、后续的修法或政治攻防，乃至只是舆论发泄，都须要克制和避免有意无意为肇事责任找借口，包括家庭背景、个人心理创伤等等。舆论对肇事者处境的同情，或出于恻隐之心，但社会主流认知不能为无差别犯罪行为开脱，张文行凶多次刺向要害，显见有备而来。媒体和舆论应该关注极端犯罪行为的根源，研究预防机制，但不可简单诿责于社会或政治大环境，乃至影响司法判决，甚至在舆论上传达混淆的信息，变相纵容他人效仿。这其中的细微差别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建构覆盖多层面的社会关怀网络，是一个社会长期的政治责任。在关注面长期被遗漏的角落，社会成员的心理问题长期不被发现，都可能滋生潜在的社会危机。
从世界很多案例可知，我们这时代的社会治理需求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关系到年轻世代。网络暴力的渲染、政治意识形态仇恨化、社会教育与青少年心理辅导不足，乃至法制不严谨，都可能造成青少年自我激进成为脱缰野马。有些青少年会沉溺其中，甚至在网络同温层等负面诱导下走向极端，只要有极少数被忽略而构成社会的威胁，代价就令人唏嘘。
青少年都渴望被关注、关爱和理解，无论是来自家庭或学校，偏偏他们每天“相处”最长时间的对象，不是父母、师长或朋友，而是可能会带领他们走向激进化的网络。现代社会必须针对这方面制定更严谨的规范，但青少年情感的需求不能只靠法律或社会制度，更需要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家长对孩子成长阶段的心理需求，应有足够的意识或寻求社会专业网络的支持。台北凶案发生后，台湾网络立即有人发出“下一个是高雄车站”的消息，引起不少年轻人转发，警方为防恐慌效应，逮捕了一名大学生，说明一些年轻人爱在网上凑热闹，却不考虑社会后果与责任。
新加坡长期投入大量资源于社会和谐与扶持弱势，求助渠道多元化并且深入社区，社会舆论对于重大案件也相对自制，不鼓励情绪化与极端行为。即便如此，2010年仍发生国民服役人员苏伟坚一年内无差别刺伤三名女子、致死一人的悲剧。行凶者来自破碎家庭，生活拮据，付出的代价是终身监禁。
家庭或个人遭遇都不能作为任何人报复社会的借口，反社会的心理一旦化为伤害他人的行动，便须要接受法律制裁，付出相应代价。另一方面，社会治理者则必须体会到，阳光之下若有死角，会导致全屋子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