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的课题在全世界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反思、争辩甚至对峙，在族群多元化的东南亚尤其如此。最近东马沙巴的州选这一点特别被凸出，可能冲击马来半岛联邦政府的稳定。同样，新加坡第一代领袖坚持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相对于马来人特权下的马来西亚身份，如果我们当时接受了某种形式的二等身份，就没有今天新加坡人这个唯一等级的身份。庆幸的是，东南亚人至今没有以激进或极端的手段面对或处理这些事情。
身份认同在哲学上是一个后设命题，人并不生来属于某个身份，无论是种族、宗教信徒、国籍等等，也不会本能地追问“我是谁”。环境与社会赋予人身份，告诉你自己是谁。在一些情况下，人们有决定改变自己是谁的选择，在另一些情况则不可以。在历史条件相对简单的时代，问题和答案都很直接，所谓的效忠对象或随之而来的道德伦理，也比较黑白分明。因此，本村本国的人“在道理上”永远该为本村本国利益着想，所谓叛徒也就容易被界定。
但这是很粗糙很落后的伦理观或对身份认同的理解。它不考虑人的复杂性，也不追问“人之所以为人”这种超越身份位阶的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人被迫依附在社群之中，因社群而获得身份与认可，并且所有的道德伦理观念必须与社群身份捆绑在一起。
随着时代越来越复杂，不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在短短几十年间猛然拉近，整个世界到了很多人其实已经理不清该如何看待认同问题的地步。于是从山里来的、河边来的、沙漠来的、雪地来的、海岛和田园来的，不同背景的人用各自传承许多世代的思考和行为模式，看待一个新世界。
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人们都以为自己的身份传承无可置疑，而传承按理说是一种美德，因此认同感也应该延续。事实上，骑马的民族改而开车，除了血缘上还是那个民族，文化上已经回不了头。传统认同的文化生活和血缘身份，并不属于相同范畴，血缘身份与生俱来，语言和价值观等文化生活，则可能随着时间环境以及后天的选择和学习发生变化，形成“祖孙同脸不同言”的代际断裂现象。
这在移民已经很正常的现代社会比比皆是。人的身份在此便有多重层次，原乡国族、地方和不同的语言，可能本来就产生多于一种的认同，入籍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学的语言习俗，带来更多的认同需求，宗教若转变，也难免一整套的文化差异。此外，教育、事业、财富、社交圈子所带来的不同视野，也可能衍生不同的身份。这些多元身份都不可能和血缘身份乃至在后天被强加的血缘政治身份，继续捆绑在一起，进而寻求在很多事物上一致的认同，更不可能、也不应该在认同的伦理上持续自我捆绑。
血缘是无可否定的生物身份，其他后天的文化身份则会转变，但无论何者都不能作为锁定认同、不得质疑的理由。把血缘和宗教绑定的现象是一种现实，它一般有深厚的历史和信仰脉络依据。然而，把血缘和政治乃至国族认同绑定的历史脉络，往往是脆弱的，必须依赖强大而重复的叙事建构，其中必然有很多虚构叙事，即把复杂的个人简化为单一的血缘身份，进而赋予国族历史等道德枷锁，再行政治动员式的身份锁定，它要达到的是和宗教一样的排他、坚定信仰乃至人物崇拜的目的，甚至发挥某种软暴力的集体作用。
无论宗教或政治上的绑定，必须追问的是，其中的行为有没有打破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道德底线？德国大哲康德强调的就是，道德信仰必须源自个人理性的自由自律，被迫的信仰其实不具备道德价值，甚至是对道德的否定。
在跨境越洋如潮涌的移民时代，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到某个时间点便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必需，因为很多涉及人生的事务和价值观都与政治身份有关，当然随着时代更复杂，也包含安全的考虑。新的身份认同与传统、族群或信仰相一致，最理想不过。不正常的情况出现在，当这种捆绑的认同发生违背人性普遍伦理的时候，难免使人陷入煎熬。
这时候必须仰赖理性的自我解锁，无论非理性行为来自原乡或移民地，最重要的是抛开“你是谁”的问号，回答自己“判断是非对错何须依据什么身份”或者仅仅简单的“你该做什么”。普世价值会引起人心共感。
身份认同是两三百年前欧洲人回应传统崩塌后才系统化建立的哲学论述，从东方人特别是佛陀的智慧来看，执着于“我是谁”的问题本身就大有问题。然而在人间，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无可改变的血缘身份之上，依据合乎人性价值的政治光谱与体制，建构政治认同。
本栏在金庸去世后发表的《侠之大者须与时并进》指出他作品的政治意识变迁过程。他在探讨身份认同课题上卓见处处，越到后来越见深思熟虑，那是在思想完全自由的香港时代提炼出来的大智慧，以韦小宝彻底解构身份政治绑架、回归人性的现实主义为巅峰——此处容有争议，但对大多数常人来说，或该当“我是谁”的满分答案。哈。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