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4年以来，欧洲主要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高层接触呈现出一种并非偶发、也不张扬的连续态势。若仅从访问本身出发，将之解读为“欧洲转向中国”或“欧洲疏离美国”，往往会高估欧洲的战略主动性，也会误判背后的结构性约束。
更贴近现实的解释是：在大国竞争重新围绕威胁优先级展开的背景下，欧洲正被动进入一个战略回旋空间不断收缩的阶段。所谓“基辛格逻辑回归”，是指一种以威胁优先级与系统性影响为核心判断标准，而非以制度或价值立场直接决定战略排序的方式，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逻辑中，大国首先对外部威胁进行优先级排序，再据此配置有限的战略资源，并通过风险管理与冲突降级，避免多线消耗。
须要强调的是，“基辛格逻辑”本身是一套整体性的战略思维方式，而“基辛格式威胁排序”则是这一思维方式中最核心、也最具操作性的机制。换言之，威胁排序并非独立存在的概念，而是基辛格逻辑得以运转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明确“谁是主要、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之后，资源集中、对手关系管理，以及风险控制，才具有现实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在分析具体政策时，会更多使用“基辛格式威胁排序”这一表述，以指代基辛格逻辑在当代政策中的制度化呈现。
美战略收缩 欧寻求更多外交通道
以美国对华政策为例，这一逻辑体现得尤为清晰。白宫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以及美国国防部2022年《国防战略》，首次在官方层面将中国明确界定为长期、结构性的主要竞争对象，并将这一判断制度化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特朗普政府于今年12月发布的最新《国家安全战略》，在此基础上延续并确认了中国作为主要长期竞争对象的战略定位。这一跨党派、跨政府的连续性表明，以威胁优先级为轴的战略排序，已成为美国安全政策的结构性共识，而非某一届政府的阶段性选择。
在这一威胁排序之下，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与节奏被重新校准。它的直接后果并不必然表现为对盟友承诺的削弱，但却不可避免地降低承诺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美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注意力与资源配置，更多围绕“主要竞争对象”展开，而其他方向则被纳入风险可控、冲突可管理的框架之中。正是这一结构性变化，构成了欧洲安全焦虑持续放大的背景。
欧洲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与美国并不对称。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俄罗斯不是远方变量，而是近邻风险：军事冲突、能源与基础设施脆弱性、混合战与信息战的长期扰动，都会直接作用于欧洲社会内部。俄乌战争不仅关乎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也触动欧洲社会对“战争重返欧洲大陆”的深层不安。当美国在更宏大的威胁排序中强调全球主次与风险控制时，欧洲便不得不反复思考一个现实问题：自身安全是否可能在这一排序逻辑中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作可被压缩的次要变量。
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将与美国分道扬镳。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的基石，美国的军事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不可替代，欧洲也不具备迅速建立完全自主防务体系的现实条件。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联盟内部的心理结构：依赖仍在，但确定性下降；承诺仍在，但可预测性减弱。在基辛格式威胁排序重新主导美国战略的环境中，欧洲开始更清醒地意识到，美欧利益并非在所有议题上天然重合。
正是在这种不安之中，欧洲须要为自身安全与经济利益，增加更多外交“通道”，以降低单一路径的脆弱性。对华接触并非价值转向，而是一种典型的风险分散策略。
为何对象是中国？原因并不复杂。首先，中国并非欧洲的直接领土威胁，欧洲对华担忧主要集中在制度、技术与经济安全层面，而非生存性军事风险。其次，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与供应链中的地位，使欧洲难以承受全面脱钩的现实成本。再次，在俄乌问题上，欧洲普遍将中国视为少数可能对俄罗斯产生长期影响力的大国之一，保持沟通，至少意味着欧洲不把自身风险管理锁死在单一路径之中。
接触与防范并行
但如若将这些接触解读为“亲中”，则同样是误读。
近年欧洲对华政策最突出的特征，是接触与防范并行。德国政府高层反复强调“去风险而非脱钩”，并承认对华关系同时具有伙伴、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的多重属性。欧洲对中国的在位认知本身就是矛盾的：既须要合作，也必须设限；既要沟通，也要防范。相继访问中国，并非对这种矛盾的否认，而恰恰是矛盾在现实中的制度化体现。
深层的困境在于，当代国际政治已难以回到冷战式的清晰两极阵营。安全、经济与制度逻辑正在分离：欧洲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高度嵌入全球化网络，在制度层面强调规则与多边主义，同时又承受国内政治对产业保护与身份焦虑的压力。这种结构性张力决定了欧洲无法做出简单选择。彻底切断与中国的联系，经济与产业代价过高；忽视对华风险，又担心长期制度与安全后果。于是，“并行管理”成为欧洲唯一现实可行的路径。
从这一意义上看，欧洲国家相继访问中国，并非阵营变化的信号，而是基辛格逻辑回归，并通过基辛格式威胁排序具体化之后的次生结果。当大国竞争再次以威胁优先级为轴运行时，欧洲被推入多重压力叠加的战略夹缝之中。它既无法回到单一站队的旧状态，也尚未具备独立塑造新秩序的能力。它所能做的，是把不可控风险尽量转化为可管理风险，把日益收窄的战略空间维持在“仍有选择”的状态。这正是基辛格逻辑回归之下，欧洲必须反复应对的现实处境。
作者是定居英国的双语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