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60周年的尾声，《信天翁档案》的解密为这一甲子之旅，画下意义非凡的句点；彰显新加坡在岁月的洗礼后，社会、族群和国家之间能以成熟心态客观重审历史，也启示了历史叙事可能随着新档案的出土、时空和情感的演变，而开创新的诠释空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历史值得我们温故知新，从中汲取开创前程的信心与智慧。
至于对中华总商会的会史来说，这段历史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说战前是华商下南洋创业的奋斗史，那么战后至建国的这20年（1945年至1965年），则是新加坡华社经历二战的阵痛、重塑身份，最终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化茧成蝶的关键阶段。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百废待兴。这不仅是物质重建的开始，更是理念重构的起点；新加坡随后走过了殖民地、自治邦、独立建国的三大阶段。代表华社的中华总商会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在战后重建、争取公民权、教育和国防建设等事务上，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为共和国的诞生铺就康庄大道。
战后初期，此时的“南洋”对于许多华侨而言，究竟是暂居之地还是永久家园，人心尚在徘徊。但总商会先贤意识到，只有拥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华社的权益才能得到根本保障。经过长达10年与英殖民政府的协商和推动，《新加坡公民权法案》于1957年通过，为期三个月的“公民登记运动”开展，并引领了20多万的本地各族居民登记成为公民。
除了争取政治和法律地位，总商会先贤也致力于赓续华族文化与精神。中国以外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先贤积极推动筹款兴学，并于1955年竣工。这展现了华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远见卓识，为本地社会造就无数栋梁之才，也彰显华族落地生根的决心，及对教育的重视与坚信。
随着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本土意识开始萌芽。总商会敏锐捕捉时代机遇，首次举办了“自治博览会”，反应热烈，成为当时东南亚最大规模的博览会。庆祝自治之余，这更体现本土企业的品牌意识，提振本土商家的信心，开拓一个新兴自治邦的蓬勃商机。
通往建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60年代的新加坡，灾祸频仍。从武义村、波东巴西、勿洛到芽笼士乃的水火之灾，每当民众流离失所，总商会先贤总是义不容辞，筹款赈灾，协助灾民共渡难关。在1964年两次令人震惊的种族骚乱中，总商会积极与政府协作，发挥在华社的影响力，安定民族情绪，竭力维持商业的安全运作。多元族群的团结一心与和睦共处，此后成为总商会耕耘的重中之重，直至今天颁赠的奖学金亦涵盖多元族群，一视同仁。
同年，禧街47号的总商会大厦巍然落成。这是在华社贤达慷慨乐捐下、筹得200多万元而得以建设，反映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回馈精神，建国60年来充分扮演“聚商惠民”的商界之家角色。大厦也刚于2022年完成与时俱进的翻新，去年庆祝了落成一甲子里程碑。
1967年，距离大厦仅数百米之遥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也正式竣工。1960年代，本地多个地点相继发现日本占领时期死难者的遗骸，总商会成立委员会挖掘遗骸，并筹款建立纪念碑，抚慰战争创伤，也为凝聚集体记忆和国防意识埋下种子；悼念死难者的祭礼活动于每年的2月15日举行，一直持续至今。
虽然传统上华人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但二战的经历和独立建国，意味着华社亟须脱离思想窠臼。建国之初，总商会为支持政府设立国防基金而发动筹款，带领华社筹募120多万元国防基金，并颁发“尽忠报国”奖章，鼓励18岁男性入伍参军，奠定了国民服役的初步发展。
1965年独立建国的新加坡前途未卜，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总商会支持政府政策，迅速成立商业考察团，带领会员企业走出国门，为新生的国家拓展国际市场与人脉网络。
从战后、自治和建国的筚路蓝缕，总商会经历一次次历史的洗礼，也从一个华社及商业团体，蜕变为一个胸怀国家、任重道远的机构。这意味着，总商会已不仅是“在商言商”，而是将社会、商界和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并致力团结各族，同舟共济，携手并进。
这20年历程的宝贵启示有二。首先，诚信是总商会最强大和无可复制的资产。正是在一次次危机中为民请命、无私奉献，总商会以行动体现责任与真诚，奠定了作为政府与民间“下情上传，上情下达”的独特桥梁，以及为企业和人民谋发展的堡垒。今日，总商会领袖仍积极参与劳资政三方协商关系，并且在数十年来新加坡历经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与政府合作设立商团中心、中小企业中心等项目，带领各行业与时俱进地转型升级和开拓国际市场。
即使面对艰巨挑战，总商会始终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先的价值观。正如《论语》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建国先贤和华社先驱是最佳楷模，竭力维护正义、公平、团结、族群和谐的基础价值，本着“先有国，才有家”的高瞻远瞩，才能促成新加坡化茧成蝶，换来今日的展翅高飞。在大时代的洪流中，本着爱国、诚信、传承、创新、聚商的信念，是总商会历经百余年而基业长青的灵魂，也是我们向前探索未知、再创辉煌的不朽动力。
作者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