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为现实提供镜鉴。19世纪后期，德意志帝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运筹下迅速崛起，其战略设计不仅重塑欧洲格局，更留给后世恒久的思考。对于行走在复兴之路上的当代中国，这段历史恰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大国崛起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定力、制度创新与外交智慧。
俾斯麦执政时期的突出特点，在于对国家的战略目标有着惊人定力，其核心就是：确保新生的德意志帝国能够生存、巩固并崛起。为此，这位能征善战（德国统一的几场关键战争都是由他亲手敲定）但绝不穷兵黩武的智者，在完成统一后，一直致力于一件事：为德意志帝国的生存、巩固并崛起，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
在国际上：他对德国地缘困境有着清醒认知与精准应对。他深知统一后的德国是“天生的战略噩梦”，极易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为此，他将“避免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作为最高战略原则，先后构建一个以德国为核心、错综复杂但目的明确的同盟网络（德奥同盟、三皇同盟、后来的德奥意三国同盟等），成功将法国的复仇火焰，隔绝于外交防火墙之外。这套体系的精髓在于：一、与潜在对手做朋友，努力维持与俄国、奥匈帝国的友好关系；二、制造利益交织，让其他大国之间相互牵制，比如在巴尔干问题上协调俄奥矛盾；三、展示和平姿态，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扮演诚实的掮客，维护欧洲均势，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俾斯麦外交最精妙之处，在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他既能与保守的沙俄签订《再保险条约》，又能与民主的英国保持务实合作；既坚定维护德国利益，又善于在各方之间保留回旋余地。这种“非零和”思维使得德国在20年关键成长期内，成功避免与其他大国的直接对抗。
这一体系看似错综复杂，实则始终围绕一个核心：以制度化的合作网络替代零和博弈，将潜在对手转化为利益相关方。?这套体系在他任内，维持了欧洲长达20年的和平，为德国的崛起赢得宝贵的战略窗口期。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这种外交智慧更具启示价值。
第一，构建多层次伙伴关系。不同于僵化的阵营对抗，当代中国应发展更加灵活多元的合作网络——从“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制度性合作，再到与不同制度国家的议题性联盟，形成纵横交错的朋友圈。
第二，善用经济相互依存。俾斯麦时代已显现经济互联的战略价值，而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今天，中国作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完全可以通过深化互利合作，构建更强的利益纽带，使冲突成本变得不可接受。
第三，担当体系维护者角色。俾斯麦的成功在于他主要扮演欧洲秩序的管理者而非颠覆者。当代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同样可以通过维护多边主义、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危机调解，逐步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转变为建设性引领者。
当然，今日中国面临的地缘环境虽与19世纪欧洲迥异，但战略聚焦的原则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譬如，俾斯麦对德国的战略目标就异常清醒，那就是若要生存、巩固和崛起，就须要有良好的环境，他的施政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而展开。
在南中国海争端、中日关系紧张、科技竞争、贸易摩擦等多重挑战并存的背景下，中国显然也须要明确其“核心目标”。正如2024年6月5日我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的《搁置争议仍是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恰当方式》一文里提出，“当下的中国，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在我看来，当前的中国必须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第一性的、是最大的政治。相比于此，其他都是小事，都可以暂时搁置，?只要把这件大事解决好了，所有小事都将迎刃而解。为此，中国须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轻易被其他小事给绊住。
在国内：俾斯麦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外交领域。1871年1月18日在硝烟弥漫的法国战场，俾斯麦宣告他统一德意志的伟业完成，在他的铁血政策下，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宣告建立。俾斯麦回国后立刻推行又一个宏伟政治蓝图，在德国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在他执政最后时期，他先后推动《疾病保险法》（1883年）、《意外伤害保险法》（1884年）、《老年与残疾保险法》（1889年）等法案的立法，从工伤保护到医疗保险，事无巨细，涵盖范围包括社会各阶层，而且全由王朝强令推行。世界第一个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就这样产生，被后人称为王朝社会主义。这一套体系的建立，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为德国的工业化提供稳定的内部环境。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俾斯麦的实践给予中国双重启示。
一方面，内部治理效能决定外部战略空间。持续推进共同富裕、完善社会保障、优化收入分配，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更是增强国家韧性的战略工程。当每个公民都能分享发展成果，国家向心力自然增强，应对外部挑战的根基也更加牢固。
另一方面，制度创新需要前瞻布局。正如俾斯麦在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初期就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当代中国也应在人工智能治理、数码经济规则、绿色能源转型等新兴领域，率先探索制度规范，通过规则创新掌握战略主动权。
当然，后俾斯麦时代的经验与教训同样深刻。这位宰相去职后，德国转向争霸世界的“世界政策”，放弃战略克制，最终导致苦心经营的联盟体系瓦解并将欧洲拖入战争。这一转折恰恰证明：缺乏战略耐心的激进扩张，是崛起之路的最大陷阱。
缺乏战略耐心是崛起最大陷阱
对于正处在民族复兴关键阶段的当代中国，这一警示尤为珍贵。中国必须认识到：国家的崛起是马拉松而非百米冲刺，须要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比短期收益更重要，避免因局部干扰偏离主航道，绝不能让小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绊脚石。
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与21世纪的中国，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空，但大国崛起的内在逻辑仍有相通之处。真正的战略智慧不在于机械模仿历史案例，而在于领悟其精髓——在力量增长时保持克制，在复杂环境中保持聚焦，在制度创新中夯实根基，在外交运筹中拓展空间。
历史从不重复，但总是押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温俾斯麦时期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汲取那种将国家利益与战略耐心相结合、将内部治理与外部平衡相统一的战略哲学。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在大国崛起征程上，最大的智慧莫过于知道什么时候该展现力量，什么时候该展现智慧——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需要勇气和远见。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