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栏今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恰逢岁末，正好借着整理自己一年来的感悟。与多时不见的老朋友相聚，谈起其他相识的近况，突然意识到活到人生下半场，最关键的两件事或许便是亲情和健康，前者关乎个人的心理健康，后者关乎生理健康。如果此刻仍然父母健在，妻贤子孝，兄友弟恭，那无疑属于人生胜利组。若运气再好些，不必定时吃药，没动过大手术，就真要谢天谢地。
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心理的健康除了自己为人处世不放于利而行，也要看家人是否也没有行差踏错，所以家庭和谐圆满，结果不完全由个人掌控，多少得依赖幸运之神的眷顾。生理健康就不同了，除非天生基因有缺陷，不然在人生下半场是否百病缠身，自己责无旁贷；日常的生活作息、饮食起居、运动量多寡等等，考验的是纪律和毅力。
要在日常生活常有幸福感，不外两种人生姿态：谦卑与感恩。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Carl Gustav Jung）说：“现代人看不到上帝，因为他们不肯放低姿态”，诚然。毕竟人往高处爬，在熙熙攘攘地追逐名利之际，容易忘却自我。看见上帝并非完全是隐喻，当精神世界被物质的功成名就所遮蔽，蒙尘的良知和异化的人际关系所构筑的孤寂，通常便是通往地狱的捷径。
哈佛大学教授、畅销书作者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在上课时，会让学生玩一个“我的偶像是什么”的游戏，帮助他们认清人生方向上须避免的陷阱。偶像在这里指的是偏离宗教真神的崇拜对象，包含钱财、权力、享乐和名声四项。玩法是个人依照自己的价值理念，顺序剔除偶像，也就是放弃自己认为最不重要的，最后留下的那一项，便是得警惕的弱点和诱惑。
玩了这个游戏，对孔子在《论语》开宗明义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有了新的感悟。从事文字工作这些年，难免养成爱惜羽毛的洁癖，以及偶尔孤芳自赏的毛病；加上受到文化模范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然增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恐慌，因而对“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事业，产生天然的仰慕。诸葛武侯自谓出山前“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固然有自谦之嫌，但也未尝不是一种读书人可能的人生态度。在当下日益显著的乱世，能在岛国苟全性命，或许就很值得感恩。
受人点滴，报以泉涌，感恩具体表现在回馈和奉献。朋友当中不乏工作多年后发奋进修，获得在高等学府育人子弟的资格并身体力行，享受君子三乐之一者。同样的，在自身岗位上与年轻同事分享工作经验和知识，从提携后进里获得教学相长的满足感，何尝不是另一种君子之乐。但若要在悠悠天地的历史洪流里，不独留怅然涕下的遗憾，文字不失为可行的长存之道。
在报社工作，每日审阅数万字，每周也要撰写数千字，但报纸文字大多仅有一日生命，读过就拿去巴刹包果菜；著书立说，恐怕才是让自己的所思所想，有更高的机会经受起时间冲刷淘汰的方式。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当今乱世，庇护自己的岛国正面临各种势力的威胁，如何安内以攘外，或许是所有公民，特别是有着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读书人该有的家国情怀。
人类是讲故事的动物，个人有故事、家族有故事，国家更需要有故事。从历史故事构建集体以及个人身份认同，也就是学者所谓的“想象共同体”，是任何国家立足当世必不可少的元素，尤其是新加坡这样，由来自不同文化母国的多元群体所建立的年轻国家。岛国一直被误认为大中华文化圈里唯一的“华人国家”，中文圈对新加坡的误读，不单纯是美丽的误会，更容易被别有用心者，用作施压和分化社会和谐的工具。
因此，如何用文字破解迷思，建立国族身份认同的基础，无疑就是一项有意义的不朽事业。新加坡这个所谓的唯一华人国家，相较于中港台乃至马来西亚华社，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解答中国近代儒学思想家牟宗三的“开出民主”难题，为境内的所有人营造能够安身立命的现代环境，应该是相当有趣的业余甚至退休后的思辨活动。若能借此抛砖引玉，启动建国所需的国家神话撰写，由此凝聚国民共识和集体公民身份认同，则善莫大焉。
与老朋友餐后聊起，无意间谈出这个主意，尽管此前已不时斟酌，但终究没有认真付诸行动。对方一再嘱咐，别等到记忆衰退时才后悔莫及，深以为然。成年后便不再于岁末许愿，策划来年的宏图大计，或许是时候改变了。传统的基督徒在谈及自己的计划时，总要以“上帝允许”作结，反映的是对天意无常的敬畏。的确，谁又能保证在人生的下半场，不会继续碰上让人措手不及的大风大浪呢？
于是，自己和文字的关系，明年应当要更上层楼。当然，日常的还是如常，但是否要开始课外作业，或许就如每天争取锻炼身体一样，考验的是自己的纪律和毅力。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