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两件事引发社会关注：一是一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陶某因找不到工作而去送外卖；二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研究生孙某因学业压力跳河自杀。这两件事固然是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社会越来越“卷”以及年轻人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写照，但背后也显现出绩效考核制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已有严重异化现象。高等教育正朝着迎合考核的方向发展，脱离了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初衷。
中国采用官僚制模式对高校实施管理，官方制定有一套对高校的评价和考核的指标体系。这套考核指标既决定高校的地位高低和经费多寡，也决定教师的职务和薪酬。它像一个指挥棒，让高校和教师围绕它转动。这套绩效考核体制看似严谨，但它对教育从业者的操控力过于强大，以至于从业者渐渐忘却教育的宗旨，导致高等教育出现异化现象。
高校的教育官员和教师生活于体制内，工作驱动力几乎全来自于考核压力。有助于达成考核指标的工作，大家就有动力做，反之，谁都没有兴趣干。最终他们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工作，而是为了取得更优的考核绩效而工作。
首先，高等教育存在“重科研、轻育人”的问题。兴办高等教育的目的有二：一是为社会培育人才；二是产出科学研究成果。在这两个目标中，无疑培育人才是首要的。但中国高校以及高校的教师显然更重视科研绩效，而忽视教学质量和学生培养。因为论文数量是评价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对学校排名和教师职称评定的影响巨大。所以，各高校都规定有明确的科研任务，并把科研任务层层分解，下达至每一个教师，完成者赏，没完成者罚。
教师也更愿意做科研，因为科研成绩是自己的，而学生培养得再出色，也与自己的绩效无关。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只想做科研不愿上课，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以至于教育部不得不发文规定，教授每年至少得完成一定量（相当的少）的教学任务。
教师为完成更多的科研任务，会把科研项目交给学生完成，甚至把科研任务与学生能否毕业挂钩。湘雅医院的孙某在遗书中说，做课题的压力让她不堪重负，“毕不了业”的恐惧困扰着她。
另一方面，培育人才的任务被严重淡化。大到专业设置是否符合市场需求，课程内容是否紧跟社会变化，建立校企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小到帮助学生准确定位自我，向学生传授进入社会必备的公关礼仪知识，给学生做职业规划辅导，诸如此类的工作，没多少人真正关心。北大的陶某说他在校期间没有实习经历，又因为眼高手低、职业规划缺失，毕业后迟迟未能找到工作。
其次，有“重办学层次、轻办学结构”的问题。办学层次越高，意味着学校的教育水平更高，因此，中国的高校纷纷竞逐于提升办学层次。职业技术学院要升格为本科学校，普通高校要扩大硕士和博士的培养数量。2024年中国博士招生人数为17.11万，美国约6万人，已接近美国的三倍。
社会人力资源的供需结构应该匹配，并不是学历层次越高越好。这些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一扩再扩，与社会需求结构间的错位越来越严重，结果是学生本科甚至是硕士毕业后找不到与学历相称的工作，只能去做外卖员或保安。
第三，有“重教师学历、轻教学效果”的问题。官方评价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教师的学历，导致高校出现片面追求教师高学历化的现象。现在，即使是职业技术学院招聘教师的门槛，通常也是博士起步，而想要进入好一点的高校任教，得有博士后的履历才行。
我的儿子在中国读本科，他的本科教师无一例外都有博士学位。后来他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读硕士，惊讶地发现他的一些教师并没有博士学位，有的甚至只有本科学历，但却有大企业资深财务官的任职经历。儿子说，这些教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人脉资源，对他的学业和就业帮助很大。
中国高校教师的职业背景通常很简单，几乎都是由学生到教师，很少有社会任职经历。这种单一的师资结构，既不能给学生传授社会经验和职业经验，也无法给学生提供就业支持。这种脱离社会、远离市场的象牙塔教育，显然有缺陷。
对高等教育而言，不是管得越多越细越好，而是更自由更宽松更好，中国应该给高等教育的考核松绑了。
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