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的星期四（4月2日），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发表讲话，针对中东局势向全国说明对策，也宣布再次召集国内危机部长委员会。
这套于2003年沙斯疫情后建立的危机管理机制，时隔多年再度激活，令人既安心又担心。安心是基于长期以来累积的对政府应急能力的信任；担心则是因为近期不可名状的隐忧和焦虑终于具象化了——是的，危机来了，而它不会只是一时的。
让这场危机更显严峻的是，在中东战事这个突如其来的险情之前，我们已在经历着动荡。在国际旧秩序瓦解的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规则重新改写，而人工智能也从起初一点点渗透生活，到突如海啸般将我们席卷其中。眼下的危机不是单一，而是四伏的；挑战不止一个，而是多重的。
时代的大变革到来了，各种颠覆性事件汇聚于此，相互共振并相互加剧。这是一个无论个人，还是企业、机构乃至国家，都亟待再定位的时刻。
到底什么是再定位，最直接的两个问题是：以往的优势还在不在？过去的方法还行不行？
近日接连好几则企业报道，促使我们思考。单单在这一周，就有两家跨国公司证实裁员或撤离本地。物流公司敦豪快递（DHL）新加坡分公司没有透露裁员规模，并强调任何决定“都以当前业务需求为指导”。德国制药厂BioNTech将在明年2月前，关闭设在本地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制造厂。
此外，美国制药巨头默沙东（MSD）上月证实，将关闭在本地的一处工厂并裁员。有分析指出，背后的原因或不仅是美国关税政策引发的公司重组，而是涉及全球制药业整体面临的行业性压力和重新布局。
生物医药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全球十大制药公司，有八家在本地设有生产或研发业务。每当有像BioNTech和MSD这样的外国明星企业入驻，都无疑是对本地制药领域的一剂强心针。也正因如此，两者的撤离引发市场对新加坡是否正在面临“撤资潮”的担忧。
企业税率友好、法律制度完善等等，是本地吸引跨国公司的制胜法宝。然而，在中日韩印等国纷纷通过监管改革和政策引导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在吸引外企的激烈竞争中，未必能长久保有优势。
无独有偶，除了跨国企业，本地老字号也在近日开“撤”，引发热议。家喻户晓的杨协成星期二（3月31日）宣布，把罐装生产业务转移至马来西亚柔佛和雪兰莪，受影响员工占本地总数的9%。生产虎牌啤酒的亚太酿酒厂也在上周宣布，将大士厂房的产能分阶段移去马来西亚和越南。
企业的去留都是公司战略决策，无可厚非。如同跨国公司绝非为支持本地经济和就业而来，本地品牌也无须因守护本地经济和就业而留。情怀之外，大家都是用腿求存。
这些密集发生的企业动态，究竟是凑巧的无关联数据，还是可以洞悉更大图景甚至敲响警钟的金丝雀，相信已经是专业人士及政府机构的研究对象。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外企和本土企业都纷纷出走，本地经济活力和就业机会都会被削弱；如果只剩下“亚太总部”，而制造和运营都分散到区域其他国家或地区，恐将是某种不让人踏实的空中楼阁。
相比政策优势、制度优势，地理优势大概是最不容易受影响的。马六甲海峡给予新加坡港口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去年底中国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时，一系列唱衰新加坡港口的舆论吸引眼球。
尽管受访学者普遍认为，威胁论夸大事实且十分片面，但新加坡部分航运和加工业务，确实存在被海南分流的可能性。
黄总理在访华期间谈及海南和香港对新加坡是否造成竞争时，强调这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互补作用。
的确，零和思维毫无意义。不过，在和气生财的道理之外，实战层面难免会有博弈。地理条件虽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沧海桑田，但枢纽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或理所当然，而是可能根据周边经济发展的变化而转移。
最后是人才优势。早已不是低廉劳动力的本地员工，在全球高素质人才流动和技术革命冲击下，又将如何重新调整定位？转眼，新加坡经济韧性小组已经设立约一年。从信息共享、短期援助，到长期战略规划、经济转型，企业与员工在新经济格局中的重新定位，须要大方向和小细节的精准把握。
“SG60”还没有过完，过去一甲子奠定扎实的基础，下一个甲子在与世界同频震荡中展开，既安心又担心，或许就是居安思危的要义所在。
（作者是《联合早报》影音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