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许耀楠先生于1月12日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的《唐罗主义重塑美主导秩序非战略退却》，让我们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际战略布局有更清晰的认识。文中多次提及的“交易性”“弱化价值叙事”和“减少道义承诺”，也正是笔者近日一直在思考的核心议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依托软硬实力充当全球老大，尤其凭借强大军事武力扮演世界警察角色，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军事基地，至今还维持强势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也凭着对国际非营利组织提供的资金、技术和人力支援，长期以“世界科技推动者”“全球公共卫生守护者”的姿态稳坐老大宝座。
对国际学术科研界而言，唐罗主义不仅体现在特朗普对待周边地区的强势姿态，背后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逻辑，也驱动美国逐步退出被他认定“损害国家利益”的国际组织、机构与条约。
白宫于1月7日宣布，美国即将退出包括31个联合国相关机构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依据的正是声称这些组织“没带给美国利益”“浪费纳税人的钱”，且“助长带有敌意的议程”。
唐罗主义和退出国际组织虽无直接因果关联，却在理念上同源共振。个人认为，特朗普的商业思维衍生出唐罗主义的两大核心理念：其一为“零和全球秩序”（zero-sum global order）——若别人获利比我多，我便拉倒停止合作。这实质上否定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赖以生存的互惠互助基础，亦即要求强国肩负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并推动国际合作，共同解决国际问题。
其二为“交易主义”（transactionalism）——如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政治学研究教授伊赫桑·伊尔马茲（Ihsan Yilmaz）于2019年11月在《澳洲国际事务杂志》发表的论述，交易型政策以短期利益为导向，缺乏长远战略视野与宏观外交格局，也常忽视国际规范和共同价值观。事实上，打从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以来，学界便预判，美国将朝“美国优先”交易型外交政策前进：事事都是商业交易，并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谈判筹码。
无论如何，即便美国在诸多国际纠纷中饱受争议，包括伊拉克战争、纵容以色列加沙暴行、逮捕委内瑞拉总统等等，导致所谓“世界警察”的叙事变得日益矛盾，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它对全球民生、公共卫生、科技发展、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深远贡献；尤其它通过相关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扮演核心支持和主要资助角色，慷慨的投入，至今还是维系国际秩序与和平的重要支柱。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美国拟退出的66个组织中，有25个涉及气候变化、环保、能源、生物多样性、农业等关键领域，长期为全球科研和政策制定提供不可替代的支撑，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联合国能源机制（UN-Energy）、联合国水机制（UN-Water）、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等，这些组织还有美国此前已宣布退出的《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多边体系，都高度依赖美国庞大的资金、技术、数据和专家资源的投入。
例如，美国作为世卫组织的最大捐助方，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捐款达12.84亿美元（约16.52亿新元），对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和保护脆弱群体健康至关重要。另外，IPCC自1988年成立以来，除了大量科学家和精密设备支援，美国累计捐助6683万美元，远超第二大金主欧盟的1573万美元。
笔者此前在东南亚杂草稻领域的研究，也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缓解当时的资金匮乏压力，对该领域的关键进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世卫、IPCC等国际组织到众多国际科研人员，特朗普若仅聚焦短期政治收益，忽视长远国家利益与普世道义，美国的离场将严重妨碍全球提升人类福祉的努力，并对众多领域的研究与监测，造成直接冲击。例如，美国2025年未提交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已经影响全球数据的分析和评估。
特朗普的反科学思维，将气候变化、疫苗等研究斥为左派的“觉醒主义”（woke），也是导致美国退出相关组织的主因之一。事实上，这不仅冲击那些研究的监测和报告工作，也削弱全球科学合作体系，并损害美国自身的科研体制和利益。举个例子，许多美国科研机构通过合作，从海外获得珍贵的生物/病患数据，达致优质科研、专利和发明等成果之余，也驱动经济增长、巩固国际领导地位和声誉，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也受益于技术、人才和资金的支持。
简言之，美国对国际组织和科研的参与和支援，并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而是一举数得的多赢战略投资。可惜的是，“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李宗盛的《凡人歌》，正好刻画特朗普的短视心态。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