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在开放历史中读出边界

10年过去了,但本地漫画家刘敬贤(Sonny Liew)的得奖著作《漫画之王:陈福财正传》(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并未随着当初出版时引发的争议而退热,反而拥有强劲的市场生命力。它持续被阅读和讨论,并在2025年底以10周年展览的形式,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参观展览之际,我在岁末又翻开这部作品,仍深受感动与震撼,也因一些情节的巧妙编排而会心一笑。这部漫画以虚构漫画家陈福财的一生为主线,模拟他于不同时期创作风格的转型,以此致敬漫画史上各个伟大的漫画家;它同时也让陈福财的人生轨迹,高度贴合真实历史事件,以既诙谐又深刻的方式展现对战后反殖民运动、左翼政治高涨与针对、新加坡独立以至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诠释与反思。

刘敬贤在作品中融入完整年表与详尽注脚,仿佛深怕读者不相信陈福财这位人物真的存在过,也以此提醒读者,他在创作时对本地历史的主流与非主流叙事的深刻研究。说这部作品是文学史上最勤奋的一次“造假”,应该不为过。

《漫画之王:陈福财正传》从未被禁,但这部作品也没有被国家拥抱。2015年,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曾计划资助出版,但在审查后决定撤回资助,理由是认为作品涉及可能削弱对政府信任的内容。这件事本身证明这本漫画的敏感性与力量,作品在当时触及新加坡的政治禁区。

然而,对像我这样的千禧世代读者而言,《漫画之王》的吸引力,并不只在于它或提出另一种历史版本,而在于它展示历史是如何被建构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亲历建国时期的生存焦虑,却也早已意识到,任何稳定而完整的国家叙事,必然伴随着取舍、压缩与沉默。

正因如此,我们对另类历史的兴趣,不完全来自反叛的冲动,而更像是一种理解的需要。我们并未经历建国的创伤时刻,却在一个高度规范的国家叙事中长大。我们既不完全否定权威主导的历史,也很难以纯粹“信任”的方式接受它。与此同时,当建国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反而更迫切地希望与那段历史建立某种更直接,也更成熟的情感连接。

在这个意义上,《漫画之王》并没有要求读者选边站,而是训练我们辨认历史叙事的边界:哪些声音被纳入,哪些经验被省略,又有哪些代价被自然化为“必要之恶”。

谈及历史诠释,当然无法不提目前向公众开放的国家图书馆常设展览《信天翁档案:解密独立史》(The Albatross File: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Declassified),以及同期出版、系统收录相关解密文件与记录的同名书籍。近几次参观展览时,我都注意到展厅内人流不绝,不少观众驻足讨论展板内容,有人低声交换看法,也有人反复翻阅展示的文件副本。

即便公共记忆的改变需要时间,这样的场景本身,已说明“重新讲述独立史”并非一项无关紧要的文化工程。

这也引出更深层的问题:透过文件解密与历史开放,若能更新一代人对国家建成过程的理解,意义究竟何在?这不仅是关于史实补充的问题,更牵涉历史、权力与公共信任之间的关系。

从积极层面来看,《信天翁档案》有助于让国家历史从高度凝练的“神话叙事”,转向更复杂的现实。早期的国家记忆,往往集中于几个关键母题,即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关键领导人的个人抉择,以及国家在危机中迅速站稳脚跟的传奇路径。解密文件所呈现的,却是另一种历史肌理:内部分歧与激烈争论、对未来走向的犹豫与不确定,以及冷战格局、区域政治与殖民力量所施加的外部结构性制约。

这样的呈现,有助于让新一代理解:国家并非在清晰蓝图中被“设计”出来,而是在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逐步成形。

这也可能促成一种更为成熟的公民意识。分歧、失误与妥协的呈现,并不必然削弱制度信任;相反,它让人更清楚地意识到,政治决策往往发生在高度受限的条件之中,而所谓稳定,本身也是被不断争取与维持的结果。对独立后才出生的一代而言,这类解密材料尤其具有启发性。它让政治不再只是事后被整理成结论的历史,而是重新显露出当年在议会内外展开的交锋、协议的破裂、公开的抗拒,以及冷战格局与区域力量深度介入下的复杂现实。

然而,任何一次历史的再叙述,尤其是以官方资源与公共空间完成的再呈现,也不可避免地预设某种阅读路径,并对公众可能产生的理解方式有所期待。吸取《漫画之王》对历史建构的提醒,再看《信天翁档案》,便更容易理解:重塑一代人的国家历史观,既可能是策略化的政治安排,也可以是公共成熟的标志,两者并不互斥。

档案的公开不一定动摇当下的权力结构 ,但仍可增强国家叙事的可信度;其时机选择是在领导更替与代际更迭之后,为年轻世代提供理解国家形成过程的机会,同时防止记忆僵化。这些解密材料在多大程度上会调整我们理解新马分家历史的方式,以至影响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与马来西亚和区域邻国的关系,还有待时间检验。

作者是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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