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致过百人罹难，是近半世纪以来香港最致命火灾悲剧。火灾成因之一指向建筑外墙棚网不符合阻燃要求。在此直接原因之外，这场悲剧发生在香港2025年“天气远较正常干燥”的气候背景下。虽不能简单归因于干燥天气，但也折射出全球高气候风险暴露城市共同面临的深层困境。
香港公共住房制度肇始于1953年石硖尾大火，至今已走过70年长路。在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全球城市形成于数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城市规划与住房模式，正因强大的“路径依赖”特性，面临着愈发紧迫的系统性气候风险。住房因不可移动的物理特性，以及在社会民生中的关键作用，如何提高应对火灾、洪灾、海平面上升等气候风险的韧性，是考验政府治理和规划能力的新难题。
所谓“路径依赖”，意指一个系统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并在惯性作用下不断自我强化，即便存在更优选择也难以转向。在城市领域，这体现为最初的街道格局、土地分区、建筑规范与开发强度，塑造城市物理形态和经济活动的框架。随后的所有发展——新的楼宇、基础设施、人口分布——都不得不在此框架内填充与调整。这种模式在城市化快速扩张期，曾被视为高效和节约。但当气候变化的压力测试来临时，脆弱性自然暴露。
例如，经济学家曾证明，越南持续的海岸基础设施投资，在海平面上升情境下将面临沉重的成本。具体到建筑层面，庞大的存量老建筑——特别是那些设计寿命长达半个世纪以上，却建于旧有气候标准和建筑规范下的楼宇——构成国际大都市物理环境的主体。它们的设计并未考虑如今频繁的极端高温、强降雨或干旱，材料老化、设施落后、逃生通道局促等问题，在极端气候事件下，极易从潜在隐患演变为现实灾难。
更为棘手的是，城市治理体系本身也深陷路径依赖。应对策略往往是反应式和碎片化的，即针对已发生的问题局部修补：一处火灾后加强消防检查，一次内涝后疏通某段管网。这种“打补丁”模式源于既定的行政分工、财政预算流程和法规体系，虽能暂时缓解症状，却难以从根本上诊断和修复城市系统在气候变化下的整体性功能失调。它忽略不同风险（如热浪与暴雨、火灾与电力中断）之间的关联性与叠加效应，也无力应对老旧社区人口结构变化（如老龄化）与气候压力形成的“风险复合体”。结果是，安全风险在城市的特定脆弱区域持续累积，而常规的治理工具却显得迟钝而低效。
要破解这一困局，城市决策者必须启动一场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塑造韧性”的深刻变革。这首先要求在认知层面，将气候韧性提升至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战略核心，并正视既有城市形态所带来的长期约束。在行动上，则须推动系统性改造，以提升城市应对热、涝、火等多种压力的整体能力。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利用如“数码孪生城市”等新兴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对不同改造方案进行极端天气的压力测试与效能模拟，可以将决策依据从历史经验转向前瞻推演。规划学者还须要吸收市场动态均衡的视角，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规范中，充分考虑居民、政府、开发商等各方的动态参与过程。
香港大埔的火灾警示，远不止于一座城市。它是一场关于现代城市文明如何与自然变化共存的紧迫提问。基于旧世界气候常态所建造和管理的城市，若不能有意识地打破规划、制度与技术上的多重路径依赖，便无异于在风险累积的道路上惯性滑行。城市的未来安全与公平，取决于我们今天是否有勇气和智慧去重塑过去的遗产，为所有居民构建一个繁荣和安全的坚实家园。
作者是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