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元旦凌晨，我站在马涅什广场边缘，脚下是刚积起的薄雪。眼前的红场被一排冰冷的黑色铁栅栏拦截，圣瓦西里大教堂那色彩斑斓的洋葱头圆顶，在远处灯光下像是一座精致却不可触及的彩色糖果屋。空气中确实弥漫着热红酒的香气，但并非来自红场内的狂欢，而是围墙外那些进不去的人群，手里捧着纸杯，试图在零下10度的寒风中守住一点节庆余温。
这是我在莫斯科跨年夜感受到的第一种“隔离”：物理上的红场是封闭的，只有少数持票者或特定人员能进入核心禁区；第二种隔离则发生在每个人的口袋里。当我习惯性地掏出手机想确认地图时，屏幕上的蓝点正疯狂地在克里姆林宫围墙与30公里外的机场跑道间切换。
这种坐标的集体迷失，是俄罗斯电子战部队编织的电磁屏障。为了拦截无人机，莫斯科在市中心部署如“波列-21”（Pole-21）这类高功率诱骗系统。军方的策略极其直接：由于卫星讯号抵达地面时已极微弱，他们只须发射功率强大数万倍的伪造讯号，就能强行改写所有电子设备对空间的认知。这种做法不仅让敌方的导引系统失效，也让这座城市的数码地图沦为一片废墟。
这种对资讯的极致掌控，从我踏入俄罗斯境内那一刻就已开始。在机场办理完那张带有克里姆林宫图样的SIM卡后，迎接我的是漫长的24小时网络沉默期。这并非技术故障，而是联邦安全局为了落实实名审核与足迹监控，刻意制造的数码断绝。这24小时的真空状态，强迫每位旅客在毫无导航支援的情况下进入城市。这是一种充满权威美学的下马威，让人得重新学习如何依赖双眼与直觉。
然而，最诡谲的地方在于，即便在如此压抑的数码环境与战争阴影下，日常生活却显得惊人地“如常”。特维尔大街上的灯饰如巨大水晶吊灯般悬挂在半空，剧院座无虚席，高级餐厅里的鱼子酱与伏特加供应如常。繁荣与封闭并存，构成一种战时特有的韧性，或者说，一种对异常状态的集体适应。政府透过牺牲民用通讯与定位的便利，换取克里姆林宫的绝对安全，而莫斯科人似乎也早已习惯这种交易。
对于外籍旅客而言，这种生活模式意味着一种极致的“古早化”。因为金融制裁，信用卡全数作废，每一笔交易都必须回归到卢布纸钞的重量。我必须随身携带厚厚的现金，在每一次支付时进行物理上的确认。找路更是成了一场冒险，当数码地图失效，只能翻开饭店提供的纸本地图，对照路牌上艰涩的西里尔字母，像上世纪的探险家一样在阿尔巴特街穿梭。
即便使用Yandex Go叫车（私召车应用），也成一场充满变数的游戏。应用上的车辆图示往往在三条街之外，我必须与司机通电话，用有限的俄语描述身边地标：那栋鹅黄色古典建筑，或是那座巨大的列宁雕像。
这种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而人为制造的“数码血栓”，对莫斯科经济的冲击是实质且剧烈的，像是在一座现代化都市的动脉里注入无数无形的栓塞。当城市的坐标系统消亡，经济运作的“摩擦力”会瞬间剧增。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在物流与交通领域，当叫车或配送平台的演算法失去精准全球定位系统（GPS）数据的喂养，整套“最优路径”逻辑便彻底瘫痪。司机与快递员被迫在寻找目标地点时，平均每单会额外浪费15%至20%的燃油与时间成本；在莫斯科这样的大国首都，这种微小的效率流失在宏观层面上，便是一场每日损失数百万美元，却在官方数据中难以察觉的无声失血。
更深层、更隐蔽的危机，隐藏在“时间同步”的断裂之中。现代金融体系、电力网调度，甚至是每一座5G基地台的讯号交握，高度依赖GPS提供的纳秒级授时（atomic clock synchronization）。当诱骗讯号大行其道，银行系统的每一笔交易时间戳，都可能出现逻辑错误，甚至引发自动化交易系统的安全锁死。在莫斯科，这或许仅表现为提款机的偶尔重启，或刷卡结算的延迟，但若将此场景置换到其他国家，结果很可能就是灾难性的。
莫斯科的跨年夜，像一场关于“防御边界”的集体演习。在那些被阻隔在红场外的群众与闪烁不停的坐标之间，我体会到：现代战争的防线不仅在边境，更在每个人的手机屏幕与日常生活的便利之中。当科技在战争面前退位，唯有悠久的物理地标，才是我们在迷雾中唯一能握住的真实。
作者是联合国资讯科技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