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综合健保计划（IP）附加险制度的调整，将医疗保障与成本压力再次推上公共议题。政府取消零自付额、提高病患共同承担责任，目的明确——抑制医疗费用与保费螺旋式上涨。面对人口老龄化、医疗通货膨胀及索赔激增，这一步是必要手段；在制度层面上，它是将医疗资源带回可持续轨道的调速器。因此，这项改革值得肯定，它至少凸显现有制度难以永续的结构性问题。
然而，调整政策的背后现实，是现代人早已被困在一个看似无解的循环里。我们因为害怕医疗费用越来越高，所以借由投保来分散风险。吊诡的是，我们投保得越多，保障看似越全面，看病选择越倚赖保险，医院收费却也水涨船高。结果，费用上涨，保费随之攀升，所以我们只能再买更多“更全面”的保障来抵抗未来的不确定。于是，保险本是为了对抗风险，却在集体行为下反而制造更大的风险；我们原想筑墙御敌，却意外把自己推向更高花费与更深焦虑的漩涡。
这正是典型的道德风险。医疗费用被保险“拦住”后，个人对价格敏感度下降，行为趋向更高规格的服务、更频繁的检查、更不假思索的住院。道德风险真正棘手之处，在于它太合乎人性。谁会拒绝更好的照料？谁会在无须多付钱的情况下，选择较低规格的治疗？制度本身若不加以限制或引导，任何理性个体都会倾向“多用一点没关系”，但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系统成本就不可避免地膨胀，最终挤压所有未来投保者的生存空间。
这就跟军备竞赛如出一辙。当一个国家越害怕失去安全，就越想堆导弹、造武器；导弹越多，威胁越大，恐惧反而越深——借用一句网络用语来形容这种窘境，即“防御是一种文化病”。若把这种心理投射到保险世界，如今的态势，也让我们越来越能稍微看清：所谓“更全面”的保障，并不等于“更安心”，而往往意味着我们深信自己终将付不起未来的医疗账单。越来越“全面”的保单，越暴露社会集体的担忧——过度投保以求心安，难道不也是另一种文化病？
政策调整试图避免这种文化病进一步恶化，因此提高自付比率，让患者在医疗决策时重新感受“代价”，从而遏制过度医疗与滥用索赔。理论上，这确实可以削弱道德风险，让医疗资源更精准地落到必要处。但制度若只把责任推向病患，则另一隐患或许就会随之浮现：使用率下降的，可能不是不必要的医疗，而是必要但昂贵，却被患者因恐惧账单而延后处理的治疗。
财务规划公司Providend总裁陈显耀在日前受访时，就精准地提醒：不应把大部分责任仅放在患者身上。解决这一挑战还须应对其他结构性因素，例如减少不必要治疗、防止医疗机构过度服务。如果医疗机构依旧可以在收费与治疗选择上，以获利最大化为考量，或如果保险公司依旧能把风险成本原样推回给保费，此次的政策调整，无非只是换了位置的压力传导，而非真正解决医疗成本的结构性膨胀。
医疗制度要真正回到健康状态，应该不是让人生病时只会想到令人咋舌的账单，而是让不必要的医疗更没理由发生；不是让病患缩手缩脚，而是让医院、保险与患者都回归成本与必要性的平衡位置。那才是从根本阻断道德风险的方法。
当然，没有任何改革会立竿见影，也没有任何条文能立刻消弭过度医疗与过度投保之间的恶性循环，这更不是这篇道德文章可以改变的事。政府此番出手，是往正确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但系统要真正松开紧绷的循环，须要进一步面对社会心理与文化逻辑。而那一步，不再只属于政策设计者，更属于我们所有人。
因此，此次改革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调高自付额，更在于迫使社会重新正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究竟是在追求真正的安全感，还是仅仅沉溺于不敢失去安全的幻觉？真正能拖垮一个体系的，从来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我们对风险的恐惧。若不先处理这场过度投保的文化病根源，任何制度调整都只是短暂“续命”，恐怕难以让我们从医疗费用不断飙升的恶性循环中，真正解脱出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