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我不认识的“朋友”甄鹏对我的回应，但我吃惊的是号称法律从业者，却如此捏造他人的观点，然后加以批评。特意核对原文，我从头到尾没有一点提到甚至暗示过他加在我身上的观点：“侵略国的平民集体有罪！”我原文不过是不断强调“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苦难不能完全等同”，仅此而已！因为我，以及很多中国与新加坡的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的民众都认为：在不厘清发动战争责任的前提下，只空谈日本与被侵略国的民众“都是战争受害者”的观点，是颠倒黑白的。我不知为何此观点竟如此让甄先生愤怒？
在逻辑学上有一种谬误叫“稻草人论证”（straw man），就是臆造或曲解对方论点，再加以攻击。甄文将“结构性的加害/受害角色差异”，推论为“主张平民有罪”，即属此种典型。以他可能懂一点的法律来讲，就是事先“有罪推定”。一句轻描淡写的“纪先生并没有直接这么说，而是行文中表达出这个意思”就可以陷他人于不义。过去皇帝可以处斩“腹诽”的大臣，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文革中造反派，都喜欢这样捏造子虚乌有的对方观点，甄先生算是学到精髓。
时至今日，支持战争中对平民的屠杀是思想上的罪恶，但这句话首先应该告知侵略者而非受害者，甄先生却选择性地把同情留给日本。在战争记忆中，侵略国平民与因侵略而遭屠杀的他国平民，历史前因与位置不同，绝非是“同样的悲剧”。将新加坡的“肃清大屠杀”这种系统性、有计划的种族清洗行动，与广岛平民的遭遇混淆，至少在客观效果上是替日本军国主义张目。
我之所以写原文，深层原因是：日本的战争纪念体系长期以来弱化加害者形象，而不断强化受害者的情绪。直至今日，日本在战后所建立的大量战争纪念设施，都普遍强调自身“也是受害者”，却较少正视加害他国的史实。像鹿儿岛的“知览特攻和平会馆”，就将特攻队描绘为“为和平与国家英勇战死的英雄”，而非军国主义体制下的悲剧性产物。同样背景，在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也同样以国家叙事方式来呈现侵略战争，强调很多在东亚与东南亚杀戮平民的刽子手的“英勇”与“牺牲”，却弱化甚至合理化罪恶的侵略历史。
很多人喜欢去参观的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也主要呈现原爆悲剧，却几乎不触及日本在亚太战场的无边罪行。遍布日本群岛的各类地方性“英灵祠”“阵亡者慰灵碑”，也总是以“自我牺牲”叙事掩盖二战时全民动员的历史。这些并非是我个人观点，而是国际战后记忆研究的共识。我指出这一结构性倾向，并无任何“针对日本人民”的情绪，而是就历史事实评论。甄文对这一核心问题完全未回应，却把讨论故意曲解为子虚乌有的“支持屠杀平民”。
此外，更让人震惊的是，甄鹏竟然在文中明言（我可没有推论）美国投下原子弹，“按照国际法标准违法”，甚至说“杜鲁门该去国际法庭”！但甄鹏显然不知道《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是在1949年方才确立！是否认同原子弹的道德正当性当然可以讨论，但甄鹏竟不知道用1949年的公约来追溯1945年的行为，在法理上并不成立？
真正的问题仍是：历史叙述是否应保持加害与受害的分明？我在原文提出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构建战争记忆时，不能让“侵略国的受害叙事”遮蔽“被侵略者遭受的结构性暴力”，这是东亚与东南亚共同的历史经验。整个东亚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死难者的记忆不仅是国家创痛，也是一条道德底线。若将所有苦难平面化处理，等同看待，就会在情感的宽容中，消解对加害行为的判断。
进入21世纪后，甄文说的“平民生命无分国别皆应保护”早已成为共识，但正因为我们尊重生命，更有义务厘清历史的角色差异，避免模糊善恶。日本如果对二战罪责仍然缺乏全民性的反思，则战争的阴影依然还会笼罩世界。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