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恐怖主义的“民族主义化”趋势
马海云
近年来，全球主义叙事在经济、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持续衰退，不仅体现为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间全球合作的弱化，也显著改变跨国武装网络的运作逻辑。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HTS）的演变，便是这一结构性变迁的典型案例，显示出武装圣战组织正在从跨国的全球主义框架，回归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政治轨道。
在叙利亚内战早中期，HTS的前身“努斯拉阵线”曾是卡伊达组织在叙利亚的官方分支，是卡伊达全球圣战网络的重要节点。随着全球主义的衰败和各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崛起，全球主义暴力叙事的动员力逐渐下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努斯拉阵线在艾哈迈德·沙拉的领导下，有意识地推动HTS的“去全球化”：通过更名、切割与卡伊达组织的隶属、重塑叙利亚政治身份等措施，使之逐步脱离跨国圣战体系，并主动嵌入叙利亚新国家建构进程。
民族主义化和国家化的逻辑也深刻改变HTS的组织行为。它逐渐舍弃全球圣战叙事，把社会治理与国家建设确立为核心任务，优先事项转向国际承认、安全秩序、经济恢复、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在对外关系上，HTS采纳务实主义策略，开始在反恐与安全领域与美国及欧洲国家进行协作，共同遏制全球主义的“伊斯兰国”（ISIS）残余势力。这一变化表明，民族国家逻辑已逐渐取代宗派主义与全球主义，成为叙利亚政治权力重组的新框架。
这种演变趋势并非叙利亚独有。阿富汗塔利班的政治轨迹，同样展现出从全球圣战主义，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向的明显趋势。尽管塔利班在历史上为卡伊达组织提供过庇护，但在重新掌权后，主要任务集中于国家建设和治理：粮食供应、财政运作、经济恢复、基础设施建设、部落关系调节、边境安全以及国际承认等结构性问题。塔利班因而通过限制外籍圣战者、压缩卡伊达组织的行动空间，以及在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的行动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合作。这种从圣战全球主义向普什图民族主义与阿富汗国家主义的转变，与叙利亚HTS的演化路径相互印证，共同显示出跨国武装组织“民族主义化”的普遍性。
在此趋势下，坚持全球哈里发框架、拒绝民族主义化与国家化的“伊斯兰国”（ISIS）则愈发显得格格不入。随着全球主义叙事的空间收缩，全球性ISIS成为一种结构性“过剩物”——它既遭到传统民族国家的集中压制，也被那些新型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所排斥，反映出全球圣战主义的生存土壤，正在系统性萎缩。
这一民族主义化趋势将对未来国际反恐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跨国网络型全球恐怖主义的空间将持续受限；另一方面，以地方民族主义和新生国家主义为基础的区域冲突，却可能更为持久与复杂。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边境问题愈发紧张，而HTS主导的叙利亚国家建构，可能引发新的国家关系重组和地区权力再分配。“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新型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这一进程中必须不断剥离自身曾经的全球主义遗产，同时须要适应和吸纳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原则。这种双重性使得其政治演化呈现出独特且高度不确定的混合性。
总的来看，HTS与塔利班等组织的民族主义化和国家化清晰表明，尽管全球化时代曾短暂扩展跨国武装行动的空间，但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组织单位，也是各类暴力行为体最终不可回避的治理框架。随着越来越多原本依赖跨国圣战主义的武装组织，重新嵌入民族国家逻辑，暴恐主义的性质、动机与组织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此前基于全球主义的国际反恐策略，也必须据此调整与重新设计。
作者是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