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是东亚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那一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八年抗战的结束，中国取得艰难的胜利；同年10月25日，日本在台北公会堂正式签署投降文书，将台湾交还给中华民国。从此，“抗战胜利日”与“台湾光复节”成了两段相连的历史记忆，一个象征全中国浴血奋战的胜利，一个象征台湾摆脱殖民的时刻。
然而，80年后的今天，这两场原本密不可分的历史事件，在两岸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大陆极力宣扬“抗战胜利”，但却淡化国民政府与国军的角色；台湾仍然纪念“光复节”，但官方语调早已冷淡，甚至在民进党执政后，几乎不再公开庆祝。一个“不敢提国军”，一个“懒得提国军”；一个为了政治正统，另一个为了政治身份。结果是，同一段民族历史，成了两岸共同的尴尬与失忆。
国军是抗战的主力军
在中国大陆，大陆政府长期把抗日战争描绘成“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这种叙述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既要凸显大陆政府的领导地位，也要证明大陆政府政权的历史合法性。然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1945年，日本在中国的主要战场上，面对的主要作战部队是国民政府的国军。正面战场上，国军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和1000多次战役，阵亡将士逾300万。
然而，一旦承认这一事实，就等于承认国民政府是抗战的主力军，而大陆政府只是次要的游击力量。这种承认，无疑会削弱“党拯救民族”的大陆政府政治叙事，动摇统治的精神根基。因此，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影视剧和纪念活动中，国民党战时领袖蒋介石被弱化成反面角色，国军的牺牲被“敌后抗战”所取代。这并非对史实的误解，而是刻意的政治误导。
在这种环境下，历史的真实性让位于政治的正确性。抗战不再是一场全民的救亡战争，而被重塑成“党赢得的胜利”。对普通民众而言，抗战的记忆也逐渐被意识形态化，人们纪念的是“胜利”，而不是“牺牲”；歌颂的是“党”，而不是“国家”。当历史成为政治的附庸，民族的记忆也就出现偏差。
中华民国被重新定义
台湾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这里不是“不能讲”，而是“懒得讲”。国军本是中华民国的军队，理应是台湾社会历史叙事的一部分。但当“中华民国”在岛内被重新定义为“台湾这个政体”，那段以“中国”为主体的记忆也被逐渐淡化。台湾社会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氛围下，强调“台湾经验”，而不是“中华历史”。抗战胜利被认为是“外地的战争”，与台湾本地的命运关联不大；相对之下，“台湾光复节”才被视为真正与台湾有关的时刻。
不过，即便是光复节，也早已被去中国化。民进党政府上台后，淡化及停止官方庆祝光复节的仪式，甚至在陈水扁执政时取消“台湾光复节”的法定假日。直到在民意长期争取之下，才得以在今年恢复法定假日。
教育的转变更加深刻。台湾的历史课本中，抗战篇幅不断缩减，取而代之的是日治时期的社会变迁与台湾地方史。年轻一代的历史起点，不再是1937年的卢沟桥或1945年的抗战胜利，而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与民主化历程。国军在他们的认知中只是一群遥远的历史人物。这种“去国军化”的趋势，不仅改变历史教育的内容，也重塑台湾社会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方式。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历史悖论：在中国大陆，抗战史成了政治正统的工具；在台湾，抗战史则成了政治身份的负担。一个因政治而被扭曲，另一个因政治而被遗忘。结果是，同属中华民族的两岸，都背离那段最值得纪念的历史。
日本领导人至今仍拒绝全面承认侵华战争的罪责，还一直到靖国神社参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傲慢与不悔，正是因为中国大陆与台湾各自为政、各说各话，让这段血与泪的历史缺乏一致的声音。当两岸自己都不愿面对真实的历史，不愿正视是谁为国家流血牺牲，别人又何必尊重及认真对待这段历史呢？
作者是马来西亚退休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