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清波:亚洲需要什么样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在因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有关“台湾有事”的言论,面临新的挑战。客观地讲,此事系日本方面主动挑起,因为是高市“有言在先”,中国方面在应对上面临着系列“两难”问题。

比如,在“软”与“硬”上两难。中国的反应如果太温和,显得太“软”,既可能让高市阵营更加肆无忌惮,进一步踩踏红线,同时也难以平息国内民众特别是网民的情绪。但是,如果中国的反应特别强烈,显得“很硬”,可能也正中高市的下怀,因为在日本政治结构上处于弱势的高市,会借由与中国发生的冲突而激起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在转移矛盾的同时展现个人强硬形象,巩固支持率,这也可能加速推动日本向右转,为未来的东北亚和平投下更多不确定因素。“软”“硬”之间如何平衡,确实十分复杂。

在“北”与“南”上两难。在南边,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已经摩擦不断,菲律宾借由美国乃至日韩等军事上或明或暗的支持,迄今在岛屿主权争端上拒绝让步,容许美国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常驻,对中国安全构成明显的影响。此时,北边的中日关系如果再走向对峙,“南北联动”的格局,增添中国的战略统筹压力,更可能使得处于中间的台湾趁机走得更远,整体恶化中国大陆的海上态势。因此,在“北”与“南”之间如何统筹,是北京面临的新挑战。

在“近”与“远”上两难。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需要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来保障自身不受干扰继续转型发展,并且要避免像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一样,陷入一场与代理人的冲突。但从眼前来看,日本领导人在涉及台湾这个中国大陆最敏感的问题上打破惯例,迫使北京不得不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做好应对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准备。在“远”与“近”之间如何取舍,考验着决策智慧。

诸如此类“两难”问题,可能正是高市敢于打破历任日本首相常例,在涉台湾问题上发表中国无法接受言论的原因。在中国交涉之后,高市仍然拒绝收回言论,使得中国方面的反应措施不断升级、舆论不断升温,而高市在国内的民意支持率暂时有所高企,反映出她可能有恃无恐,乐见中国为她的言论陷入“两难”。

然而,中国在这一事件中真的会困于“两难”吗?各种各样的“两难”毫无疑问是客观存在的,但未必能够限缩中国的决策空间。1972年,日本闻到风声后,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邦交。此后,中日于1978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宣布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退缩到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发展的此一历程,与中美关系的温度变化几乎契合。这一历史案例,充分表明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美国驻军国,政治有主动性,但也始终受限于美国的态度。因此,在处理中日关系的“两难”上,中国其实首先须要把握“一线”,就是中美关系的防线。

纵然在今天,美国的力量似乎相对受困,日本的主动性在不断增强,但没有证据表明,高市已具备“尾巴摇狗”的能量,能够反过来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策,撼动中美关系。因此,如果中美还没有走向彻底的破裂,高市就势必行之不远。反之,如果美国已决定对中国完全“脱钩”,中国就必须应对中日关系的更大惊涛骇浪。从最近中美达成贸易战部分举措“休战一年”的协议来看,美国尚无,或者说已失去马上与中国彻底翻脸脱钩的意志,中美关系尚有缓冲余地。

换言之,中国正在适度对高市的言论作出反制,并没有必要随她起舞。今年4月,中国召开规格极高的周边工作会议,提出要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理念方针,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等等。日本毫无疑问是中国周边的重要邻国。除非局势有不可挽回的改变,中国不会因为日本新任首相的一番言论,就放弃战略定力,贸然陷入冲突。

反过来看,如果中国不随之起舞,高市才会陷入更大的麻烦。中日关系的退步,只会给高市的外交带来更多困扰,进而影响日本内部经济民生问题的解决,这对高市脆弱政权基础的稳固才是致命的。高市打破常规的言论,带来的未必真是自己的政治红利,而可能是更加内外交困的局面。

但是,必须看到,中日关系因高市的言论而陷入新的麻烦后,有人是为之窃喜的。比如,台湾的民进党就发表强硬的言论,对高市的言论大加赞赏。然而,中日关系的恶化,真的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吗?

放眼环球,热点冲突此起彼伏,亚洲环太平洋一带难得地维持着整体和平的局势,使得这一带也堪称是当今国际经济上最有活力、最有希望的地区。避免激烈的对抗,避免陷入域外国家的代理人战争,维持友好和平发展的大局,无疑最符合地区的根本利益。今天的中国不是近代以来孱弱可欺的中国,今天的日本也不再是那个军事政治实力可以横行亚洲的日本,试图在中日关系恶化中火中取栗,势必遭到反噬,整个地区也并不乐见。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人

台海关系和舆情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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