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正在抬头。
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处于80年来最脆弱的时期。
这些规则从未完全公平。主要大国，包括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也常选择性遵守。较贫穷的国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然而，这些规则仍被广泛接受，一个整合的世界经济使10亿人摆脱贫困，并为各地带来了繁荣。
然而，对开放和国际合作的热情已然减退，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二战后的头几十年，贸易主要在较富裕国家之间增长。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南北贸易，即收入水平截然不同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显著扩张。这在发达经济体内部，放大了国际贸易带来的收益和损失。
尽管实际收入的总体增长——包括在普通工薪群体中——远超损失，但那些因贸易或新技术而受冲击者感受到的痛苦却更为深切。失业集中在地方社区这一事实，进一步放大了不公正感。
问题的症结出在国内。许多政府和精英阶层忽视了那些赶不上的群体。在某些情况下，国内政治僵局导致援助削减，而这恰恰发生在贸易正走向自由化，更多人陷入困境之际。
避免日益加剧的混乱
标志性的转变，是美国稳步从开放市场和国际合作捍卫者的角色中后撤。
诚然，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并非出于慈善。它的高明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合作秩序，在促进全球繁荣的同时服务于美国利益。作为主导大国，美国为支撑这一体系支付了巨大代价，但它通过经济、金融市场以及无可匹敌的软实力，获得更大回报。
世界极难重返一个主导大国以豁达且开明的利己主义视角行事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已走出单极世界，至少在经济事务上是如此。但向多极世界的过渡不会迅速或顺利。而且，多极化本身并不能保证国家间的稳定和共同繁荣。
这一过渡使得我们更新多边主义，并发展新型国际合作变得尤为重要。否则，我们恐将面临漫长而混乱的全球领导真空期，陷入一个自我强化的全球失序趋势。
我们必须为多边主义注入新活力，这不仅因为它呼应了我们共同的人性，更因为没有国际合作，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我们面临的全球问题，也无法维护其人民的利益。
更新这一合作性国际秩序，有三大根本挑战。
首先，更好地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并帮助受冲击的工人。
其次，美中两国以不同方式管理彼此关系，以防止多极世界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和危险。
第三，改革主要多边机构本身，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同时构建国家联盟，为新的多边主义搭建框架。
将优质就业置于中心位置
全球的Z世代青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发展中国家，未来10年将有12亿年轻人达到工作年龄。根据目前的预测，其中8亿人将缺乏就业机会。在发达经济体，新入职者也面临疲软的就业市场，包括在受人工智能（AI）影响最大的领域，入门级职位数量减少。
这一挑战需要根本性回应，公共政策的核心必须是优质就业。
首先，应在教育阶段更好地装备年轻人。毫不意外的是，从非洲、亚洲到拉丁美洲的Z世代青年正在行动起来，呼吁建立更好的教育体系。我们必须在世界各地更有效地投资于年轻人，帮助他们掌握所需的实用知识和软技能，并减少大多数教育体系中过于学术化的倾向。
我们还必须建立智能系统，帮助工人在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能获得培训机会和紧缺技能的微型证书（micro-credential），并将他们与雇主对接。
目前已有若干具潜力的模式——从新加坡的技能创前程计划，到南非已帮助120万人就业的Harambee青年就业加速器——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同样，我们须要更认真努力帮助因技术和竞争而失业的工人。瑞典是最佳范例之一，超过90%的失业工人在一年内重新找到工作。
产业政策或将再次受到青睐，各国政府寻求赋予本国竞争优势，或“重新创造”失去的就业机会。但要成功创造就业，就必须实施具工业规模的社会政策——终身发展每个人的才能和技能，以及公共机构、企业、工会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努力，在急于采取经济干预措施时常常被忽视。
美中关系：寻求稳定
美中关系是国际事务中最令人担忧的断层线。
美国在整体生产力方面仍遥遥领先中国，并保持着显著技术优势。它拥有全球最深厚的资本市场，且美元主导着全球支付和金融。
但美国从未面临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和能力的竞争者。这重塑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潮。
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并在绿色技术、机器人和数码基础设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很可能很快在生物技术领域也是如此。尽管在AI模型开发方面仍落后于美国，但它正以更快的速度将AI嵌入各行各业。
美国或许能延缓中国在某些关键技术上的追赶步伐，尤其在最先进晶片领域可能保持数年领先。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正发展自身能力，这将帮助它克服美国的限制。它将持续制造更优质的晶片。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最终是否会在关键技术上赶超，甚至在某些领域取得领先，而在于中国是在与其他主要参与者保持相互依存的同时取得进步，还是被迫通过自力更生来发展。美中关系中的这两种选择，对全球稳定意味着不同程度的风险。
相互依存关系必须得到积极管理，以防止关键技术或材料的武器化。但如果我们最终导致技术、供应链、支付系统和整个AI堆栈的脱钩，世界无疑将变得更加危险。
生态学为美中如何以造福各方的方式互动提供了有益视角。在自然界，最具活力的区域往往不在某个生态系统深处，而是在它们交汇的地带。例如，森林与草原接壤处，或淡水与海水系统交汇河口。这些既存在张力又相互交融的区域，正是混种生物诞生和繁衍的沃土。
美中两国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生态系统。然而，它们的互动界面过去曾经，而且将来也可能创造巨大价值。通过贸易、双向投资以及两国之间的研究网络——并由其他国家作为伙伴参与其中——我们能够汲取最佳创意，用以满足全球最大的需求，并降低新解决方案的成本。
基本观点是：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互动与竞争，不是须要消除的威胁，而是须要管理的机遇。如果管理得当，它们的互动将成为双方繁荣的源泉，以及全球最大的创新源泉。如果失败，并逐步使这两个系统脱钩，我们将面临相互保证的损失和日益增长的全球危险。
世贸组织虽遭受重创，但其成员国仍希望它能存续并取得成功。它们应通过解决困扰该体系的问题来应对危机。
首先，共识决策这项备受珍视的原则，已成为导致瘫痪的症结。包括新加坡的“负责任共识”、中国的“帕累托改进”，以及合格多数决策在内的多项提案，旨在让世贸组织在不损害各国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取得进展。这些都值得认真考虑。
其次，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特殊与差别待遇，但一些国家已不再需要。为保持贸易公平，此类优惠应基于国家需求，并设定客观的资格标准。
第三，我们须要建立新的规范来遏制出口限制的泛滥。各国在国家安全事务上需要一定的操作空间，但不应仅凭挥舞国旗就能免于遵守规则。在申请豁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11条时，必须提高透明度，以便世贸组织能够评估拟议出口限制措施的影响。
第四，我们需要合理的保障措施，以防止产业补贴的军备竞赛。其中一些补贴可能有充分理由，例如为在清洁能源领域实现规模经济而加速投资。但在这里，我们也须要提高补贴的透明度，并更新世贸组织的规则，以防止不公平竞争和报复性措施。
第五，我们必须组建国家联盟，在新兴问题上为多边主义探路。由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牵头的91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就数码商务规则达成一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而，美国新关税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益处是，它正推动世界其他地区扩大彼此间的贸易往来。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和欧盟——它们合计占全球贸易的40%以上——已开始对话，探讨能否统一标准并扩大合作。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我们必须使AI为社会带来巨大益处，同时规避其最大的危险，例如强大且难以阻止的诈骗和网络攻击；削弱民主的泛滥虚假信息；AI设计的生物武器；以及缺乏已商定规则的自发战争。如果我们坐等这些风险演变，将为时已晚。
然而，AI治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国际挑战。我们首先须要成立一个相当于气候变化领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AI机构：一个独立的科学家小组，就AI的机遇和风险向各国政府提供客观建议。联合国正在采取措施建立这样一个专家小组。
我们也必须推进各个联盟，以促进AI的负责任开发和使用。但美中都必须参与其中。它们拥有领先的AI开发者，并且在AI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尤其是在防止AI引发的冲突方面。
历史显示，在危机时期，新的合作形式可以应运而生。布雷顿森林协定正是在二战之后形成的。
然而，当今的挑战却截然不同，且更为复杂。我们面临的不是体系突然崩溃，也不是全球战争，而是对开放全球秩序的稳步侵蚀。而且，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时不同，我们正处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的时期。
对于拥有一个基于理性和道德的未来，我们没有多少依据能抱太大希望。然而，使其成为可能，却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要为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拥有尊严与主权的未来、一个宜居的地球。
现在不是胆怯的时候。
作者是新加坡总统
本文是他于本月15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演讲的精华版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