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10月23日）闭幕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对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判断，并豪言壮志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然而，从全会公报目前透露的信息看，中共当前与未来一段时期的前进步态还是以稳为主。在经济上，是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人事方面，一方面继续对严重贪腐与职务犯罪严惩不贷，同时对高干的拔擢更小心翼翼，只要无十足把握或信任不足，则宁可“按兵不动”以维持干部群体大局稳定。这点，在这回军队高层人事的调整上尤其明显。
根据会议公报，四中全会增补了今年67岁的现任中央军委委员张升民，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外，没有再增补其他的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董军也再次无缘进入中央军委。2022年中共二十大换届时的中央军委原本有七名成员，在李尚福、苗华、何卫东先后落马后，中央军委仅剩四人的单薄局面还要继续一阵。单薄的军委“四人组”中，张升民升上了军委副主席，等于有三个军委正副主席，领导刘振立这唯一的“光杆军委委员”。
这等人员寥落的境况，意味着干活儿的领导严重短缺。张升民早年也是军队政工干部，曾经在原兰州军区政治办公室、原总政治部办公厅任职，当过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政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政委，2017年开始担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这回升任军委副主席，估计张升民除了原先的纪委工作以外，还要兼管苗华原本负责的军委政治部工作（苗华的副手何宏军也被开除了党籍）。四中全会宁见如此结果，也不想冒险拔擢人员进入中央军委，中共高层在人事安排上的保守倾向，以及对军队高干“不放心”的低气压氛围，可见一斑。
包括九名高级将领在内，四中全会一共开除14名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的党籍，又将另11名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这11名新晋中央委员是：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于会文、贵州省委副书记马汉成、辽宁省委常委王健、广东省委常委王曦、国务院副秘书长王永红、天津市委常委王庭凯、辽宁省长王新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韦韬、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董事长邓亦武、最高法院副院长邓修明、重庆市委常委卢红。
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来自军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60后”，唯一例外是属于少数民族壮族的韦韬（1970年出生）。细看这些新晋中委的名字，他们似乎是因为姓氏笔画较少，在上次换届时在获得同样票数的委员中，名字排序在名单中更靠前，所以有了一定优势。反之，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一些“70后”青壮年政治明星，比如曾经是“最年轻省长”的浙江省长刘捷（1970年出生)，这次就没有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作为全国“首位70后正部级”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1970年出生），也依然只是中央候补委员。此外，受瞩目的四川省女省长施小琳（1969年出生）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就当上中央候补委员，二十大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次也没有递补为中央委员。
四中全会在人事布局上没有太大动作，作用是大大压缩了外界进行各种猜测与想象的空间。至于在经济上的“稳”，则是要在美国关税战与脱钩断链压力下，稳住经济大局，必须“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稳住经济基本盘”。
虽然全会公报对前景的判断依然积极，比如重申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提出要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然而，主持全会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显然深知，前路上困难与挑战重重。四中全会公报在这方面的着墨其实更浓，比如指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眼下，尽管中国狠辣的“稀土牌”“大豆牌”，让美国失了底气，但是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也不可小觑。高科技产业虽有长足的发展，但中国内需依然不足，内卷问题严峻而普遍、房地产问题还需很长时间消化。而清理不尽的腐败，也会直接影响官僚群体的士气与治理的有效性。
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正面对巨大内外压力。中共定下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依然在望，但风险只会不断增高，而且不能有失误。官方宁可慢一点、缓一点，也不要失了安全，求“稳”的氛围，就是信心与戒备结合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