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全球经济政策正悄然出现一场深层转向，既不是传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复辟，也不是单纯凯恩斯式财政刺激的延续，而是一种融合国家战略、安全思维与产业升级的新型经济治理模式。以思想光谱观察，这股趋势可被视为“保守主义经济学”在全球的再度回归。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主张的经济政策，正是这一转向的重要缩影。她所提出的政策核心，是以温和通货膨胀搭配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来稀释债务，并透过财政扩张与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这种策略不仅反映日本经济周期的特殊处境，也折射出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形成的新政策共识。
日本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与低增长困境。过去30年间，日本政府与央行几乎用尽所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包括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与负利率制度。然而，这些措施虽维持金融稳定，却始终未能有效刺激实质需求与投资动能。
政府角色正重新扩张
根本原因在于，通缩环境会使企业与家庭形成延后投资与消费的预期，进而削弱政策乘数效果。在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单纯的流动性释放往往流入金融市场而非实体经济，最终形成资产价格膨胀而非产业升级。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高市早苗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十分明确：当经济逐渐脱离通缩时，政府必须转向积极财政，透过公共投资、产业扶持与就业创造，加速名义GDP扩张速度，使其超越债务增长速度，从而在总体经济层面改善财政结构。
这一策略是将财政扩张视为经济周期管理工具，而非单纯的福利支出扩张，目标不在于短期刺激消费，而是透过投资带动长期供给能力与产业竞争力。这同时也是一场极具风险的政治豪赌，日本政府债务长期维持在GDP的两倍以上，若经济增长未能持续维持，财政压力将可能迅速失控，但若成功，日本将有机会真正走出“失落的30年”，重新建立经济增长动能。
日本并非孤立个案。观察近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策转向，可以清楚发现一股共同趋势——政府角色正在重新扩张，但逻辑并非左翼福利国家模式，而是带有强烈国家战略导向的保守主义经济治理。
美国的政策转向尤为明显，从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战与产业回流政策，到拜登政府推动《晶片与科学法案》与《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美国政府大幅增加对半导体、绿能与先进制造的补贴与投资。这种政策并非传统自由市场主义，而是一种国家主导的产业战略。
欧洲也呈现类似发展。德国与法国大力推动能源转型与制造业回流，欧盟更建立战略自主概念，试图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韩国与台湾则长期采取产业导向型政策，透过政府与企业协同推动科技产业升级。中国更以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大规模投资半导体、人工智能（AI）与新能源产业。这些政策虽制度形式不同，但核心理念高度一致：国家必须主动塑造产业结构与科技竞争力。
国家与市场关系再平衡
由于供应链断裂、能源安全与科技竞争，各国逐渐意识到完全依赖全球市场的风险。当代保守主义经济学因此更强调供给侧重塑，而非单纯市场放任，政府不仅调节需求，更直接参与产业布局与技术投资，财政扩张强调“战略性扩张”，财政资源被集中投入国家安全与关键产业，而非全面性的福利支出。
AI与数码科技革命，是当代保守主义经济学回归的重要推动力量，AI技术正在重新定义生产效率、劳动结构与产业竞争模式。在此背景下，政府必须投入巨额资源支持基础研究、数据基础建设与人才培养。这些投资具有高度外部性与长期回报特性，难以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完成。因此，各国政府纷纷将AI产业视为国家战略核心，美国透过补贴吸引晶片制造回流，欧洲建立数码主权框架，日韩则强化半导体供应链合作。这些政策共同反映一个新现实：全球化正由效率导向转向安全导向，各国不再追求完全开放市场，而是建立“安全边界内的繁荣”。
全球保守主义经济学回归，也代表政治叙事的转变。多年来，许多国家政策重心集中于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然而，过度强调分配，忽视生产效率，往往削弱经济增长基础。当代保守叙事强调秩序与效率优先，主张先透过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创造财富，再透过制度分配成果。
展望未来10年，产业政策将重新成为主流。政府将更积极介入科技发展与供应链重组，财政政策将从需求管理转向战略投资，公共支出将集中于基础建设、科技研发与国家安全领域。因此，全球化模式将出现重构，区域经济集团与价值链联盟，将逐渐取代单一全球市场体系。
全球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回归，本质上反映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20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使市场机制成为经济治理核心，当前的国际环境，则迫使各国重新强调国家角色。这并非历史倒退，而是对新科技革命与地缘政治变局的制度回应，未来的经济竞争，将不再只是企业之间的竞赛，更是国家治理能力与产业战略的竞争。
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正是这场全球转型的缩影，无论最终成败如何，它所代表的政策思维，已揭示世界经济秩序进入一个崭新时代：效率与安全、自由与战略、全球化与在地化，将不断交错重组，形塑全球经济的新格局。
（作者是台湾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