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不少法学界人士和政治观察家所预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月20日宣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援引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几乎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征税，属于行政越权；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六比三的投票结果，裁定加征的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签署公告，改用另一项法律——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商品实施新的10%临时关税。2月21日他又在社媒发文，把新关税提高到15%。
判决显然并没能一锤定音，美国的“解放日”关税争议不但会持续，还因为这个判决而带来更多变数。特朗普政府官员强调，在“解放日”之后与各国达成的贸易协定所规定的关税率不受判决影响；特朗普新增的15%关税，只是填补最高法院判决后所造成的税率真空。换言之，对白宫而言，作为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的旗舰政策以及最称手的外交工具，全球关税将照旧，只是为了遵守最高法院判决，而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而已。但判决还引发其他问题，包括至今所征收的超过1300亿美元（超过1640亿新元）关税是否该退还，如何退还等，最高法院判决并未说明。
勃然大怒的特朗普形容判决“极度反美”，并辱骂支持判决的大法官是“笨蛋和走狗”“非常不爱国，对宪法不忠”“没勇气为国家做正确的事”，甚至宣称他们的判决“受到外国利益左右”。然而有趣的是，特朗普骂归骂，同时采取行动因应大法官的裁决，改用其他法律来继续自己的政治目的，却吊诡地反映美国政府“守法”的精神。这套对“法治”的即时演绎，或许更是值得玩味之处。
对美国人而言近乎带有神圣意味的立国重典，美国宪法的核心要旨在于通过三权分立，以及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拥枪权等配套制度设计，确保暴君暴政难以产生。权力分散的要义主要是限制总统的行政权不会无限扩大，国会作为主权民意的最高代表，始终保留根本的政治权力；联邦最高法院则在行政和立法两权发生争端时，作为宪法的诠释人扮演仲裁者角色，因而拥有在三权里相对超然的地位。
这种源自崇高理念的政治制度，在运行上无疑得付出低效率的代价。如果没有最高法院的介入，特朗普雷厉风行的全球关税，势必有助于推进美国的国家地缘政治利益。这也是为何他会辱骂大法官不爱国。但这恰好也凸显三权分立的原则，爱国不是大法官的权责，专业的释法才是。从宪法防止行政扩权的初衷出发，包括撰写多数意见书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等三名保守派大法官，都认定国会在制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时，并没有明确授予总统如此广泛征收关税的权力，所以特朗普的行为属于行政越权。
无论对特朗普持什么立场，没有人会怀疑他“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纲背后的爱国主义情怀，尽管反对他的人会认为，他的施政或许反而伤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可能。因此，不论政治背景，爱国主义作为目的的崇高意义都是一样的。同样，对大法官的判决也能视为保护宪政尊严的爱国主义，尽管短期内可能不利特朗普的外交举措，或他所理解的国家利益。
从更抽象的角度看，爱国主义作为目标，并不构成让任何手段都合理化的理由——或许这更贴近文化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者的价值。无论目的有多么崇高，不择手段始终是须要禁止的选项。《孟子·离娄下》说：“人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 ，体现的就是这种道德分寸感。最高法院所在意的，是关税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否符合国会立法的原意，舍此便没有其他超越宪法精神的标准。
一些观点以为，最高法院的表现证明美国民主制度自我纠错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其实，作为国家宪政体制机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恰好是不民主的，因为对比国会参众两院和白宫主人都由公民投票委任，九名大法官并非民选，尽管他们被总统提名后都要通过国会参议院批准就任。美国的体制优越性的根基其实在于共和，虽然两者有重叠之处，一般来说，民主制度讲究多数人统治（majority rule），但共和制度却强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虽然少数还得尊重和服从多数民意，多数人同样不能随意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所以注重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更通过三权分立来保障法治。美国合众国制度赋予各州宪法保障的权力来制衡联邦政府，也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一个共和国，如果你守得住的话”，这是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结束后，对一位女士的著名答复。这句话揭示共和制度的脆弱性，它的存续取决于民众的警惕、理性和积极参与，特别是自觉维护宪法秩序的法治精神，而非仅仅依赖法律框架。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毕竟总统不能凌驾宪法，特朗普咒骂反对他的大法官，但无可奈何地另辟蹊径延续关税，正是这种自觉守法的共和精神的实践，也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可或缺的元素。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