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深远影响的转变，在于可再生能源与先进技术领域的伙伴关系，中美在此领域的竞争最为激烈，并将最终决定双方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中国企业正大力投资太阳能制造、电池生产、电动汽车组装、绿色氢能、人工智能开发、云计算基础设施及半导体相关活动。国轩高科（Gotion High-Tech）斥资63亿美元，在摩洛哥建设首座电动汽车超级工厂，便是这一机遇的例证。
推行“2030愿景”式现代化的海湾国家，正寻求能提供先进技术、知识转移和本土创新能力的合作伙伴，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定位契合它们的发展重点。阿联酋与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沙特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不断扩大的数据中心投资，都表明技术合作正在取代石油贸易，成为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基石。
诚然，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正推动与海湾伙伴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技术合作。这些举措表明，它已认识到，影响力日益取决于推动技术现代化，而非仅仅提供安全保障。但此类合作能否持续尚存变数，美国政策若仅聚焦于遏制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忽视新兴技术，恐将陷入“守旧之战”的窘境，最终拱手让出未来格局的主导权。
安全制约：最显著的局限
中国在中东的角色最凸显的制约，体现在安全领域。美国维持着密集的区域基地、前沿部署、联盟和防务伙伴关系架构，支撑着威慑、海上安全以及综合防空反导系统。美军提供情报、监视、侦察、后勤和升级管理——这些是区域国家持续依赖的公共产品。
中国仅维持有限的硬实力存在：吉布提的单一基地及反海盗行动中的间歇性海军部署。尽管北京扩大海军外交——最近通过与沙特开展“蓝剑-2025”演习——但这些活动不附带持久责任或安全保障。2020年至2024年间，中国仅占中东武器进口总额的1.2%。它缺乏正式同盟、一体化指挥体系及长期安全承诺，远洋能力也不足以保障红海、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及东地中海等海上咽喉要道的安全。
关于在阿曼建立潜在设施或扩大海湾准入的猜测，迄今均未成为现实。中国虽可能寻求海湾的军事立足点，但美国的反对及海湾国家不愿损害与西方的关系，对它构成制约。中国战略家似乎意识到这些局限。
危机应对：实践中的局限
近期危机揭示，中国在外界眼中所拥有的力量，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落差。在加沙战争期间，北京采取高调外交姿态，批评以色列和美国政策，同时将自己定位为巴勒斯坦权利捍卫者，但它的实际影响力微乎其微，既无以压力为支撑的持续调解，也无安全保障，更缺乏执行能力。
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更凸显中国的局限。尽管中国的贸易和能源运输受影响，北京却主要依赖美军及盟国海军力量，暴露它对美国主导的航行自由行动的依赖。
阿萨德政权垮台、为期12天的以色列—伊朗战争及后续美军空袭，均印证中国的局限性。北京既未提供任何保证，也未动员盟友，外交方案更缺乏可执行的机制。即便中国促成的沙特—伊朗和解，也未能转化为持续的担保责任。在这些危机中，存在感并不等同于实力。
美国对伊朗威胁升级，以伊紧张关系重现，为这些局限性提供最清晰的压力测试。尽管伊朗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以及中国身为一个被制裁国的经济伙伴，北京却既未引导局势升级的走向，也未挺身而出保证各方克制。相反，它回归熟悉的模式：呼吁降温、口头反对单边主义，以及缺乏执行能力支持的外交立场。
随着美国军事姿态的强化、以伊冲突升级区域风险，中国避免作出可能使它卷入安全责任的承诺，这凸显当区域核心断层线被激活时，它的作用的局限性。
话语影响力：缺乏执行力的象征主义
相较于行动领导力，中国在塑造话语权方面更为成功。通过强调中立、不干涉内政及反对西方双重标准，北京塑造克制的形象，在南方国家引发共鸣。当美国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时，中国借势倡导以主权平等和发展合作为核心的多边参与。
在中东，这既能吸引重视经济合作不带政治条件的国家，也能争取担心过度依赖美国安全框架的海湾君主国。
中国叙事的影响力通过三大渠道运作：在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国等国际论坛释放外交信号；借助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对话等平台开展外交；以及通过强调共同规范的公共外交。通过提供可预测性、投资和基于主权平等的话语支持，中国在不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强化存在感。
然而，当危机爆发时，叙事力量无法替代物质和制度能力。象征性影响力在暴力、不稳定和对执行能力要求的考验下显得脆弱。
认知与现实的差距
在威胁论与霸权野心的喧嚣之外，是更受制约的现实。中国在中东的参与虽具深远影响，却受制于结构性局限，使经济存在难以转化为战略主导力。尽管北京在能源、基础设施、技术和贸易领域的布局，使它得以在美国政策动荡中建立准入渠道和可预测性，但并未获得决定性影响力。
这种认知与现实的落差带来切实的政策后果。夸大威胁掩盖中国的真实角色，即通过不附加条件的经济联系和保持克制的叙事，填补美国不稳定参与所留下的空白。
随着竞争从油气资源转向科技、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或将在符合区域优先事项的领域获得影响力。冷静评估可见，中国并非崛起中的霸权，风险规避、西方技术优势，以及各国为维护战略回旋空间而采取的自主行动，都是中国受到的限制。
作者John Calabrese是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