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中东的参与，已迅速扩展至贸易、能源、基础设施和外交等领域，但这种日益增长的存在感，仍受制于持久的政治和安全局限。相关分析往往夸大北京的影响力，将它描绘成正在取代美国或重塑区域秩序。要超越这种炒作，就得区分经济存在与战略影响力，以及叙事吸引力与实际操作能力。
中国在该区域已建立起广泛的准入渠道和商业深度，但这些成果尚未转化为决定性的影响力，揭示出其影响力虽真实且重要，但根本上是受制约的。
误判与迟来的认知
在过去10年，西方论述已从将中国视为潜在利益攸关方，急剧转变为将它框定为系统性挑战者。像“一带一路”等倡议，日益被形容为协调一致的地缘政治攻势的组成部分，中东则被视为零和博弈场域，中国的所得必然代表着美国的损失。
这一以威胁为中心的论述框架，与其说反映中国行为的改变，不如说反映西方对北京经济行为韧性的迟滞认知。长期低估中国参与规模与持续性的美国观察家和官员，在中国的影响力已变得不可否认后，才惊慌失措地作出迟滞反应。
这种迟来的认知恰逢华盛顿全面转向大国竞争战略，助长了对中国意图的过度解读。商业驱动的接触被重新包装为战略“渗透”，而区域国家寻求多元化的自主性往往被淡化处理。
最关键的是，这种叙事掩盖了一个事实：正是美国政策的前后不一为中国创造可乘之机，而这条因果链对于理解北京的所获至关重要。
美国政策波动带来的战略机遇
要理解中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所取得的进展，就必须审视美国需求侧的变化。美国干预—收缩的周期性循环：伊拉克战争后的混乱局面、利比亚“阿拉伯之春后”的崩溃、在阿富汗的突然撤军，以及标志着区域承诺减弱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系统性地削弱华盛顿作为安全保障者的公信力。
两党共同的政策失误强化美国不可预测的形象。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支持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对卡塔尔的封锁，以及2019年9月沙阿能源设施遭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后初期犹豫不决的反应，均表明美国的承诺具有条件性和可逆性。
拜登政府处理加沙战争的方式——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却未能确保人道主义通道畅通或实现实质性停火——暴露有限的影响力，并削弱美国的道德权威，尤其是在阿拉伯伙伴国中。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伊朗、伊拉克、也门、索马里、叙利亚、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的军事打击，以及对格陵兰岛及加拿大、巴拿马、墨西哥等邻国的威胁，削弱它成功结束全球冲突说法的可信度，强化美国政策具有交易性和胁迫性的认知。
华盛顿退出超过65个国际组织及联合国机构（包括近期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主要的发展与人权机构），进一步强化上述认知，并掏空了那些曾由美国领导、并从中塑造全球治理秩序的机构。这一退缩降低美国在规则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并削弱历史上曾放大美国外交杠杆作用的论坛。与此同时，诸如20点加沙稳定计划中的“和平委员会”等重申领导力的努力，因任务授权模糊不清、资金来源不确定而受挫，连合作伙伴对其可信度也存疑。
中国长期善于把握此类机遇。当华盛顿政策反复时，北京展现出稳定性；当美国实施制裁或附加条件时，中国提供商业合作；当美国政策在民主推广与威权妥协间摇摆时，中国在口头上强调不干涉原则。
区域国家并非在中美之间择其一；即便伊朗视北京为可预见的经济生命线，整个区域也在对美国的不可靠性进行对冲。中国之所以取得进展，并非通过安全保障或强制手段，而是凭借政策的连续性。
经济参与：规模庞大却难转化
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它是海湾地区最大的石油买家，日益壮大的液化天然气（LNG）客户，以及建筑、港口、工业园区、物流走廊和数码基础设施领域的主要投资者。2024年，中东获得390亿美元（约494亿新元）的“一带一路”投资，同比增长102%。
然而，北京方面却难以将经济存在转化为战略认同。中东国家通过精心策划的多元化战略培育伙伴关系：海湾君主国推进契合“2030愿景”的基础设施与技术现代化，北非国家则寻求工业发展与互联互通。这些伙伴关系体现中国方案——资本、技术转让和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均不附加政治条件，这些都是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未能充分满足的区域优先重点。
中国的大部分参与仍属交易性质。能源贸易互利共赢，但无法建立忠诚度，基础设施合同具有可逆性且须重新谈判，中国企业面临监管、政治和制裁风险，尤其当项目涉及敏感领域时。
区域对冲策略进一步制约北京。海湾国家在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联系的同时，仍维持着与美国的安全、防务整合及情报合作关系。以色列在美国施压下限制中国参与港口、研发及电信领域，以确保获取美国防务技术；埃及则在中国投资与西方金融支持之间寻求平衡。
财政压力与战略选择性
中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内经济逆风，预计2025年经济增长放缓至5%左右，房地产行业承压，通缩压力加剧，债务持续攀升，这促使中国在海外采取选择性调整。北京方面已重新调整“一带一路”倡议，从债务负担沉重的巨型项目，转向对核心伙伴（埃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拉克）更具针对性、更具商业可行性的投资。财政限制选择性地应用：中国正从“一带一路”的边缘伙伴缩减投入，同时在回报足以支持持续投资的领域加倍投入。
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依然深厚而持久。尽管国内电动汽车普及和高铁扩张略微抑制石油需求增长，但中国仍是海湾地区最大的原油客户，以及日益重要的液化天然气买家。
能源纽带正形成结构性嵌入：中资国企持有海湾上游资产的股权，而海湾主权财富基金则投资于中国的炼油、石化及储存基础设施。沙特阿美（Saudi Aramco）的下游投资及与中石化（Sinopec）的合资项目，彰显出双方合作超越短期市场波动的特性。
（作者John Calabrese是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