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正开足马力推进反腐机制。首相安华在2026年新年献词中重申政府严厉的反腐立场。随后，马来西亚宣布计划加快追回来自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1MDB）的70亿美元（约88亿6000万新元）资产。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设定本年度追回100亿令吉（约32亿5000万新元）的目标。
这里并非质疑这些反腐努力是否应持续；它们理应且必须持续。然而，更为具体的问题是，官方能否有效地延缓一场更全面的清算：即改革马来西亚的税收机制。日益增大的政治压力伴随着财政成本。此外，结构性受限的财政状况，迫使马来西亚必须寻求更即时且稳定的收入解决方案。它无法仅仅依靠反腐成果所追回的资金，来可靠地弥补这些财政缺口。
在安华的“昌明马来西亚”（Madani）政府，持续的反腐努力发挥着双重作用：既昭示着与前任腐败政府划清界限，更将反腐战果与资产追回成果——无论明示或暗示——塑造成马来西亚可通过整顿内部，而非依赖征税等传统增收手段强化财政的佐证。
反贪会估算，从2018年至2023年，马来西亚因资金外流损失2770亿令吉（约902亿新元；年均550亿令吉，约179亿新元）。相比之下，这一数额相当于马来西亚2026年创纪录的4210亿令吉国家预算的66%。从长远来看，根除贪污可提高税务合规性（因贿赂和逃税导致的税收流失），并确保公共资金流向预定用途。
但反腐行动既不稳定，也无法充分替代常规财政收入。作为财政工具，资产追回和腐败资产没收，无论多么成功，其性质都类似意外之财：具有不确定性且难以纳入预算规划。
当涉及跨境资金转移时，挑战尤为艰巨，既依赖外国合作，又受制于诉讼时限。此类案件往往耗时数年才能厘清，期间可能收效甚微。例如，从2018年12月起，追回近300亿令吉的1MDB资产就花了六年时间。
理论上，可追回金额可达数千亿，但在实践中，即使在拥有更强执法能力的发达经济体，追回的金额也远小于此。英国《2017年刑事金融法》强化了针对洗钱、腐败及逃税等金融犯罪的法律。但据估算，在7000亿英镑（约1.198万亿新元）的“黑钱”中，仅冻结了不到70亿英镑，永久追回的金额不足20亿英镑。马来西亚官方在2023至2025年间，从腐败、走私及卡特尔（cartel）活动中追回155亿令吉，而同期的资金外流估计达2770亿令吉。
在反腐成效显现后推迟征税，是可以理解的。征税本就不受欢迎，2018年国民阵线政府下台就与开征消费税有关。“昌明马来西亚”政府转而采取渐进措施，包括2025年扩大销售与服务税范围，预计将为国库增加100亿令吉收入。
但时间并不站在现政府及后续联邦政府这边。马来西亚财政压力持续攀升：债务偿还已吞噬17%的财政收入，每征收100令吉，就有17令吉用于偿债，其余才用于其他支出；此外，它尚有240亿令吉的1MDB剩余债务待清偿。
长期依赖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股息填补财政缺口的策略，也日趋不可持续。由于全球供应过剩，预计未来几年油价将走软。因此，来自国油的股息流应会减少。它在2026年将支付200亿令吉，低于2025年的320亿令吉和2023年的400亿令吉。
日益复杂的联邦与州财政关系，也增加了预算压力。沙巴、砂拉越等资源生产州正在争取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包括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与此同时，柔佛等非产油州则呼吁布城分配更多来自州的税收收入。
2025年10月，联邦政府不遵守沙巴宪法规定的40%州税收收入享有权被裁定为非法。安华选择不就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尤其是在希望联盟于2025年沙巴州选举中惨败后。接受裁决可能每年令联邦政府损失200亿令吉，具体取决于享有权的计算方式。考虑到沙巴在安华政府中的议席权重及履行《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敏感性，这很可能是在一些现有发展开支之外的额外支出。
在此背景下，认为马来西亚能够规避日益加剧的政治压力（这会带来财政成本）和结构性受限的财政问题，同时推迟建立更常规、更稳定的税收来源，这种想法已越来越站不住脚。
因此，应重新考虑采取更直接的解决方案，而消费税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这并非因为它比销售与服务税能征收更多资金 ——2017年消费税征收额峰值为440亿令吉，而销售与服务税2025年的征收额预计达510亿令吉；更重要的是，相较于销售与服务税，消费税因为辅以电子发票制度及端到端供应链审计追踪机制的强化，能更好地应对约3000亿令吉的影子经济。财政部承认，在实施消费税期间，影子经济从30%降至20%。通过对必需品免税及发放现金补助可缓解通货膨胀担忧。更广泛的消费税税基也允许降低税率，这在政治上更具吸引力。
其他选项包括：将年收入超过200万令吉者的最高所得税率上调至30%以上（按区域标准仍属偏低），并扩大资本利得税范围。这些措施可支撑长期滞后的财政收入增长。例如，公共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降至约16%，几乎是1990年份额的一半。
治理改革与内部整顿是财政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但若马来西亚希望投资于未来，尤其是在更严峻的全球环境和更复杂的国内政治格局中，它就必须运用可控的、可预测且稳定的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
作者Amalina Anuar是马来西亚新闻网站“自由今日大马”（Free Malaysia Today Media）旗下FMT Business战略、情报与研究部门高级总监，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原载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Fulcrum网站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