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中小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面小，但美国就不同了，国内本来就存在“两个美国”，但原来两党的政治主张有兼容部分，对外政策也相对稳定。随着国内政治极化，“两个美国”的政策主张，不仅在国内翻烙饼，在外交政策上也翻烙饼。刚在一周多前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所有出席者都面对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国，一个是国务卿鲁比奥代表的美国政府，宣讲的是现行政策与地缘政治理念；另一个则是美国民主党政要忙着安抚欧洲政要，告诉他们只要耐心等三年，民主党就会回归白宫。
欧洲的怨恨与期盼
鲁比奥的讲话与一年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讲话风格完全不同，遵守欧洲人需要的外交礼仪，给足面子，“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我们的家园可能在西半球，但我们永远是欧洲的孩子”，欧盟官员对此给予掌声，但也知道，特朗普政府对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政策内核没变，只是在苦果外涂了一层蜂蜜而已。
鲁比奥说：“美国没有兴趣做一个礼貌而有序的管理员，去照看西方世界的‘受控下的衰落’（managed decline）。”何谓受控下的衰落？鲁比奥讲得非常清楚，一、衰落是政策选择而非自然规律，由于欧盟选择“气候邪教”，无视人类天性和人类历史教训的“愚蠢想法”，付出沉重代价。二、欧洲大规模引进移民的政策“正在改变并动摇西方社会稳定”，消解社会凝聚力。西方过度依赖外部力量（特别是中国）来满足关键矿产和物资的需求，自愿转变经济结构的结果则是主权的丧失。
鲁比奥还为欧洲盟友勾勒一条反击衰落的路径。从强调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选择复兴（Revitalization）而非分离（Separation）的正确道路开始，他呼吁盟友重新工业化，夺回供应链主权，特别是在关键矿产领域建立不依赖他国的西方供应链。鲁比奥重申特朗普政府对互惠的要求，敦促欧洲国家承担更多自身的安全责任。他指出，美国希望盟友能够强大到足以威慑对手，而不是“被内疚和羞耻所束缚”的追随者。他敦促西方盟友拥抱主权、传统和共同价值观，并给了盟友希望：强大的盟友会使美国更强大，软弱的盟友只会拖累美国，并呼吁通过“更新与修复”重振西方文明。
鲁比奥还批判全球主义，指出过去几十年，全球主义者试图用经济和军事契约取代美欧联盟的文化纽带。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只是这些，那联盟就是一笔交易，有利则合，无利则散，但跨大西洋联盟的根基是远比交易更重要、更持久的文化纽带，是历史渊源与共同的宗教信仰。他呼吁在此基础上建立“新西方世纪”，主张以国家主权取代空洞规则，重塑美欧战略联盟。
不过，要说盟友完全接受，那是太乐观了。在鲁比奥发言次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发表题为《欧洲人，集结！在动荡世界中夺回自主权》的主旨演讲，驳斥关于欧洲正在衰落或面临文明消亡的言论。她强调，尽管有人称欧洲为“觉醒、颓废”，但事实证明欧洲并未面临文明抹除。她强调人们依然渴望加入欧盟这个“俱乐部”，提到她去年访问加拿大时，得知有超过40%的加拿大人对加入欧盟感到兴趣。她也提到申请加入欧盟的等候名单很长（如西巴尔干地区等）。
说完这些，卡拉斯就点评鲁比奥对欧洲言论自由的批评：“我来自一个言论自由排名第二的国家（爱沙尼亚），对我来说，听到一个在排名中位列第58位的国家对言论自由提出批评，这很有意思。”这当然是有意的曲解，无论是万斯还是鲁比奥，主要针对的都是英国。
民主党接手白宫？欧盟还不敢下赌注
许多美国民主党人试图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寻找存在感，向盟友许诺一个“没有特朗普”的未来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是最醒目的代表，他给出的理由是：“特朗普只是暂时的，三年后他就会下台。”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沙欣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让盟友安心，让他们知道我们明白欧洲盟友有多重要。”
但欧洲盟友没这么容易被安抚，因为亲眼见证过2020年以来美国国内翻饹饼式的政治动荡，欧洲舆论普遍认为，由于美国内部政治剧烈波动，美国作为“自由世界可靠守护者”的地位已经动摇，欧洲各国须要为此做好B计划。在外交政策圈例如《外交事务》杂志或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专家经常使用“让欧洲具备防范特朗普政策冲击的能力”（Trump-proofing Europe）这种说法，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曾多次发布相关报告，明确提到欧洲需要一份“后美国时代”的计划，重心是指：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的战略重心都在向印太地区转移，对欧洲安全事务的投入迟早会减少。这个B计划的关键词是“战略自主”和“欧洲主权”。
鉴于国内现状，特朗普及支持者也不敢保证今年中期选举一定能赢。曾经支持过特朗普的中间派选民，对他执政以来的不满很多，尤其是他没将精力放在国内，而是集中在国际事务，比如导致刺激通货膨胀的关税战、购买格陵兰的争端、对盟友信口开河地侮辱等方面，选民满意度下降至前所未有的新低。盖洛普网站去年12月公布特朗普施政满意度为36%之后，宣布停止追踪，结束超过80年来针对白宫主人的民调项目。
民主党重新执政美国就会变好？这点连美国人也完全没把握。今年2月，盖洛普与CNN调查的核心数据显示：一、高达58%的美国选民认为民主党太过自由派，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比率在1996年克林顿时期为42%，2013年为48%。二、民主党内部的意识形态严重位移，极左派从1999年的5%大幅上升至目前的21%，曾占党内26%的保守派民主党人现已萎缩至仅剩8%，接近消亡。目前约有60%的民主党人自认是自由派（含极左派），这是自197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三、在35岁以下的民主党人中，有42%自认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极左势力在党内影响力显著增强，纽约市等地区激进派候选人的兴起就是例证。
特朗普政府连连失分，每次都让民主党利用得非常充分，比如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执法导致的死亡案件引发许多中间派不满。据舆观（YouGov）民调，今年以来，随着选民对政府经济政策如关税、能源价格的担忧增加，民主党在经济议题上的竞争力已显著回升，目前两党在该领域的支持率基本持平，民主党甚至微弱领先。注定在极左与极右中来回翻烙饼的美国，既让自身陷入严重内耗，也让国际格局充满变数。
作者是旅美中国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