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7日接受《纽约时报》访谈时，被问及他的全球权力是否受到任何限制，他的回答极为直白：“只有一样——我自己的道德，我自己的判断。”随后又补上一句：“我不需要国际法。”
这段话未必令人意外。真正值得注意的或许不是它的直白，而是它折射出的氛围：在今日的大国竞逐中，规则是否仍被视为“自动生效的约束”，正变得不那么确定。
中国学者刘瑜在《政治：可能性的艺术》中指出，二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所以能运作，关键不只在规则写得多完善，更在于是否存在既愿意，也有能力为规则背书的强权。当最重要的力量开始把规则当成“可选项”而非“必选项”，秩序便不可避免地向强权政治倾斜。
对这种转变最先产生不安的，不是大国，而是夹在其中的小国。
在规则仍被普遍尊重的年代，小国可以把部分安全外包给制度、条约与集体承诺，但当这些机制的可靠性下降，小国就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个老问题：若没有谁保证一定会出手，安全要如何计算？
历史并不缺乏类似情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承载着一种信念：只要把冲突关进制度里，战争就不再是政治的默认选项。问题不在纸面设计是否合理，而在于它第一次遭遇真正压力时，有没有国家既愿意，又有能力为之付出代价。1930年代，从中国东北到埃塞俄比亚，再到欧洲的重整军备，真正开始崩解的不只是边界或条约，而是一种对规则“会被兑现”的预期。
对小国而言，最致命的讯号往往不是规则被公开撕毁，而是规则可以为更大的战略目标让位。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高度依赖战后秩序的安全承诺，却在《慕尼黑协定》中被迫面对“承诺存在，但不一定到场”的现实。这些选择常被后人简化为“误判”或“天真”，但更接近事实的是，在一个制度尚未被正式宣告失效的世界里，依赖规则与承诺，本身就是理性行为。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规则开始需要力量背书时，这种背书是否仍然存在，以及一旦不存在，小国是否还有别的可计算筹码。
1939年至1940年的苏联与芬兰冬季战争提供另一种范式。芬兰没有把希望押在集体安全的即时介入，而是集中于自身防卫、动员能力与地形优势，让苏联付出远高于预期的代价。结果并不完美，芬兰仍失去部分领土，却保住国家主体。那不是道德胜利，而更像一笔成本算盘：当外部承诺不可靠时，能否让对手觉得“不划算”，就成为生存关键。
放到今天，国际法与制度并未消失，但它们的角色愈来愈像工具，而非护身符：有力量支撑时，能降低不确定性；缺乏支撑时，规则的存在就未必能降低风险。
在这样的环境下，小国若要降低成为冲突目标的概率，首要考量的是让对手清楚知道动手的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来自防卫能力与动员速度，也可能来自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金融与供应链的连动效应，乃至冲突外溢所引发的多方反作用。
同时，把安全与经济命脉过度押注于单一承诺，也意味着风险集中。多轨外交的意义，并非左右逢源，而是在不确定性上升时，为自身保留转圜与谈判空间。但这里同样须要自我限定：小国资源有限，过度军备可能挤压民生与竞争力；吓阻升级，也可能被对手解读为挑衅，反而推高安全困境。真正重要的不是“更大声”或“更忙碌”，而是更可预期的策略与更一致的讯号。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变化来自叙事本身。一旦一个小国被反复定义为“前哨”“样板”或“代理”，它的存在价值便从功能性转化为象征性，甚至军事性的意义。这种转化会把原本尚可管理的风险，压缩成对抗前线，使模糊空间迅速消失。
在这方面，新加坡提供一个值得观察的案例。它的安全并不来自国土纵深，而是来自功能嵌入：航运、金融、供应链与区域协调能力，使得任何针对它的行动都不再只是双边问题，而会牵动多方利益。换言之，让自己成为“动不得”的对象，并不只能靠军力，也可以靠功能、联结与不可替代性。当对手必须把多重代价一并计入，“划算”便不再理所当然。
回头看这些经验，脉络其实并不分散。它们指向同一个现实：在强权政治重新浮现、规则背书变得不稳的时代，小国的生存，愈来愈取决于能否被理性计算为“非最佳目标”。
在所有外部策略之下，内部韧性是小国一块共同的底板。真正致命的风险，往往不是外部威胁本身，而是内部裂缝被外部力量放大。身份政治、情绪动员与资讯渗透，会把原本尚存的模糊空间推向非此即彼，最终收窄外交与安全选项。
安全从来不能寄望于强权的仁慈，而是在理性计算中，让自己不成为最容易被选中的那一个。当有人坦率地说出“不需要国际法”时，真正刺耳的，并非这一句话本身，而是它提醒人们：那个本以为已经远去的问题，正以新的形式回到现实之中。
作者是退休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