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8日爆发于德黑兰并迅速蔓延至伊朗全境的抗议活动，源于一项具体的不满情绪：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崩盘。在伊朗，货币贬值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它会迅速推高物价并削弱购买力，尤其考虑到许多工资是按年核定的。去年12月，随着里亚尔贬值16%（过去一年累计贬值约84%），食品的年通胀率达到72%，几乎是近年平均水平的两倍。
这些事态发展源于数十年的经济孤立。自2011年起，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导致该国外汇收入大幅减少，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从2000年代初的5%至9%降至此后的不足3%。石油收入的流失导致政府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状态，只能通过扩张货币来填补缺口，进而助长通货膨胀。
伊朗的经济状况在去年制裁升级为公开对抗后，进一步恶化。2025年6月与以色列及美国爆发的十二日战争，所造成的物理破坏虽然有限，但却暴露伊朗在冲突升级时的脆弱性，使政权宣称掌控局势的说法不攻自破，国家的风险溢价随之攀升。本就不足以抵消里亚尔贬值的投资，也因担忧美以两国的进一步打击而再度萎缩。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试图推行长期延宕的经济改革，反而加剧压力。他于去年11月提交议会的新伊朗年度（2026年3月20日开始）预算案，紧缩力度超出预期。税收占政府收入的比率从42%提高到57%，反映出石油收入预计将下降。
与此同时，公共部门的工资涨幅还不到政府预测的明年46%通胀率的一半。尽管议会后来采取缓冲措施，将拟议的增值税税率从12%降至10%，并将工资涨幅提高一倍，但紧缩政策的信号已然发出。
在任何情况下，推行紧缩政策都难以获得支持，而在一个普遍认为官员腐败猖獗、且不断目睹炫富现象的社会中，紧缩政策更会成为政治火药桶。伊朗经济的多重汇率制度造成的扭曲现象，进一步加剧民众对失控的社会不平等的观感。
随着石油出口量从2011年前的每日200多万桶，骤降至2019年的30万桶，伊朗政府以高度补贴的汇率分配一部分稀缺外汇，以减轻制裁对民众的影响。但这最终助长寻租行为和资本外逃，许多受益者并未将资金用于进口必需品，而是挥霍在奢侈品、海外旅行上，或直接按市场汇率转售外汇。
伊朗政府随后引入受管制的外汇市场，允许持证出口商在政府监督下，以介于补贴价与市价的汇率向进口商出售外汇收入，但始终不愿废除多重汇率制度，担心此举会引发享有特权、有影响力的交易商群体强烈反弹。
然而，佩泽希齐扬却决意采取这一步。他消除伊朗最显眼腐败来源之一的举动，无疑激怒树大根深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可能促成德黑兰大巴扎商人最初的罢工行动，进而引发更广泛的抗议活动。尽管这场罢工可能带有政治动机（改革派常指责保守派对手利用体制权力阻挠变革），但抗议活动迅速演变成一场极其严峻的危机，以致两派如今都在急寻脱困之策。
当前挑战既来自经济层面，也来自政治层面。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缩小预算赤字、减少对货币发行的依赖所做的努力，最终可能降低通胀，但却会在短期内带来经济代价。取消汇率补贴会立即推高某些商品的价格，可能加剧更广泛的通胀，并对里亚尔汇率形成下行压力。
为补贴家庭收入，政府向每人发放每月1000万里亚尔（约7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约40美元）的转移支付。目前已向约8000万受益人发放款项，仅排除最富裕的十分之一人口。但此举能否平息抗议活动仍未可知。
伊朗最近一次全国起义——2022年9月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目标更为明确。这场抗议由22岁的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遭伊朗道德警察杀害事件引发，随后遭到残酷针对。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抗议至少实现其中一个目标：停止强制执行头巾法。如今越来越多的伊朗女性和女孩，选择在公共场合不戴头巾。
相比之下，佩泽希齐扬的改革成效尚不明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且难以向饱受多年经济动荡之苦的民众有效传达。伊朗政府无法在短期内让人民相信它将稳定汇率或抑制通胀的承诺。唯一可以相对快速地缓解经济困局，且政府可切实承诺的举措，是停止与以色列和美国的敌对行动。但对伊朗领导层而言，这可能要比在头巾执法问题上妥协困难得多。
无论如何，普通伊朗民众对以色列的任何承诺都持警惕态度，尤其是在以色列摧毁加沙、占领叙利亚，以及去年对伊朗猛烈轰炸（据称造成超过1000人丧生）之后。对美国的观感也是如此——事实证明，就连最亲密的盟友，都无法信任这个特朗普治下的国家。
伊朗的抗议活动不仅反映经济上的绝望情绪，更凸显出对内部改革的不信任，与对外部压力的恐惧之间的矛盾纠结。因此，这些抗议活动可能难以轻易平息。
作者Djavad Salehi-Isfahani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开罗经济研究论坛研究员
英文原题：The Economic Roots of Iran’s Protest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