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咨询公司爱德曼刚刚发布2026年全球信任度报告，显示悲观情绪笼罩全球28个受访国家中的大部分。在这个连续26年发布的报告中，有关“相信下一代生活会更好”的比率，整体上下跌四个百分点。其中四个国家跌幅最大：中国和印度都下跌13个百分点，新加坡下跌11个百分点，泰国下跌10个百分点。
“明天会更好”是1980年代中期世界公益风潮下，在台湾诞生的歌曲。1983年至1985年，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发生连续几年的大饥荒，估计数十万人至百万人死亡，英国乐坛1984年以“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他们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吗？）作为慈善筹款歌曲，美国巨星迈克·杰克逊在次年组成“美国为非洲”（USA for Africa）行动，以一曲“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的大合唱感动全球。同年，台湾在国民党的策划下以民间力量制作《明天会更好》，原本想借由群星集结的声势，作为县市长选举的造势歌曲，却担心瓜田李下而作罢，只在那年12月25日台湾光复节作为公益歌曲推出。由于公益旗号正面，群星阵容鼎盛，瞬间风靡华语乐坛与世界华人圈子。
《明天会更好》意思浅浅而直接，就像恭喜发财一样，更接近于一个祝语而不是事实描述。当然，如果有数据或符合事实的分析做基础，也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预测。预测来年或未来几年，只要数据可靠，对大环境的分析不乖离现实，合乎事物发展轨迹，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但要把明天会更好扩大到预测下一代会否更好，难度就大多了。所谓下一代指的是二三十年后，那必定要基于今天的种种现实，包括个人的生活、家庭与工作，以及国内国际的时局。因此，今天的世界对很多国家的人民来说，是感觉希望多还是忧虑多，便决定他们对下一代处境的判断。
以今日世界来说，美国政府的外交与经济政策刮起的逆风，带来更多不可预测性，人们已经无法根据过往一两代人成长的经验，预测孩子孙子可能的发展轨迹。由于这股逆风夹带人工智能对世界产业与就业的颠覆，因此未来的经济和产业演变，至今无从把握。今日父母从事的可能还是他们父母熟悉的行业，但他们的孩子未来将从事的行业，在哪里能找到示范窗口，可能毫无头绪，更不敢想象他们可能根本不必工作。
国际政经大环境的不可预测，是人们不敢乐观的一大原因。其次，国内环境也影响人们的判断。欧美发达国家对下一代生活会更好的判断，几乎都是下跌的。对欧洲人来说不难理解，政治撕裂、经济停滞、停不下来的俄乌战争，都深刻影响人们的情绪；对美国人来说，党派撕裂与特朗普施政的我行我素，让半数美国人难以认同。最新的各项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度都只有四成左右。但是，对他的政策带来的后续效应，人们的担忧很明确，因此在对下一代会更好的判断中，美国人的比率下跌九个百分点，比好些欧洲国家高。
在这个调查中，全球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下一代会更好。这说明我们对眼下这个时代的无力感。科技发展的界限谁也说不准，每一个阶段的技术突破跃升，都带来生产力的重大改变，也意味着对人类劳动力的挤压、角色身份变化的重置。但现实中，全世界决策者也都还在观望，这一幕仿佛大家都挤在车站里，却不知道来的会是什么车、开去哪里。
中国经济下行，印度民众同样对前景不乐观。泰国人民对政治的不确定长期感到无奈，也影响对经济的信心。至于新加坡，科技发展对就业的冲击是一个主因，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国家已经处在发展顶端，人们或许担心各种价格持续高涨，当下一代成人时物价已高不可攀。
和新加坡处境相反的是尼日利亚，上升15个百分点。它的经济增长率近年平稳上升，虽然幅度也就4%左右，但足以令他们的爸爸相信下一代会更好，也算成功了。信心是国家前进的动力，谁说不是呢？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