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19年开埠后，新加坡一跃成为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关键转运港口，吸引四海移民。这片多元文化交融的土地上华商人才辈出，及至19世纪末已见证陈笃生、陈金声、佘有进等华商翘楚的兴起，为经济和社会做出显赫的贡献。然而，彼时“华族”这一身份认同尚未凝聚成形，华社仍处于闽、潮、广、客、琼五大方言群为主的移民社会。
进入20世纪，这一局面已不利于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工商业竞争，亟需一个跨方言群的组织，来整合发展资源、奠定秩序及传达华社诉求。此时，另一股历史潮流也不谋而合——清朝政府为拯救财政危机和推行实业，致力推动成立海外华商商会，承认海外华商为臣民。
1905年12月份，有“南洋首富”之誉的清政府钦命商务大臣张弼士到新加坡，倡议设立商会以“开通商情”，并带头捐资。本地华商领袖齐聚同济医院，先后召开六次筹备会议，最终在清朝商部正式立案创立“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 ，首批入会华商达600名。第一届董事会于1906年3月16日顺利投票诞生，今年恰好是创会120周年。
总商会成立最深刻的时代意义，在于打破19世纪以来方言帮群林立、各自为政的格局。首届董事会推举闽商吴寿珍与潮商陈云秋出任正副总理，是新加坡首个超越方言与行业的华族最高代表机构。此后，总商会不仅是华商交流的平台，更扮演华社代言人的角色。
对于总商会的成立，英殖民政府也在一个月内迅速批准，显示官方乐见其成——通过统一的华商机构来“为民请命”，有利于更高效地维持自由港的秩序。
总商会创办之初的主要会务，包括团结各方言群、调解商业纠纷，并向殖民政府争取华社权益。本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远见，华商先贤也积极兴学办教，道南学堂、端蒙学堂、华侨中学创立，而莱佛士书院、圣若瑟书院也都曾得到总商会董事的捐资。
作为代表侨商的年轻商会，总商会本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精神，在清朝（和后来的民国政府）与英殖民政府之间，体现双元身份认同和家国情怀，极力维护华人权益。
一方面，总商会是华侨连接故土的纽带。无论是筹款赈济中国天灾、协助中国各省铁路和银行招股、辛亥革命后支持民国政府推销国债，1930年代全球“大萧条”期间举办中国国货展览推销大会，都反映总商会是当时海外华人心系故土的桥梁。1937年日军侵华之初，总商会领袖陈嘉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统筹全东南亚筹款救难及号召机工返回中国服务，伟大的奉献精神深受后人敬仰。
另一方面，总商会也是团结英殖民社会的中流砥柱，曾接待英国皇室到访、庆祝英王加冕、为英联邦国家筹款赈灾、支持购买英国国债。这种互动体现华商先贤本土化发展的智慧与策略，持续为本地华人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与商业利益。
在1933年，总商会董事会修改章程，将“吾侨”改为“华人”，“中华侨商” 改为“本坡华商”，显示本地华商开始有落地生根的认同转向。后来的连绵战火更加塑造总商会和华社韧性，并激发对于落地生根、建设独立国家的深层思考与格局。
总商会的根脉，深扎在20世纪的变局和机遇之中。
从殖民时代、二战到国家独立，总商会始终是时代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建国总理李光耀曾高度评价道：“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历史的发展。”
总商会历代先贤的时代格局与奉献精神令人由衷感佩。来到多元族群的新土壤，面对中西政治力量的错综交汇，他们以团结立命、以诚信为本、以大局观前行，开启商界精诚协作、政商良性互动的新气象，更深度参与教育、文化、救济及公共服务的建设，为新加坡奠定坚实的社会契约。
先哲有云：“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今年总商会迎来这双甲子里程碑之际，将继续以国家、企业和人民福祉为念，无私践行“聚商惠民”的使命，助力新加坡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开创下个盛世，为子孙后代缔造更加长青的基业。
作者是中华总商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