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地最大新闻就是工人党党魁毕丹星在国会中的反对党领袖一职被撤销；此事起于2021年，工人党女议员辣玉莎在国会发言时三次撒谎，并对警察部队提出不实指控。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作为领袖的毕丹星不仅未能及时纠正并妥善处理，反而引导辣玉莎隐瞒事实，并向国会特委会作伪证。因此，黄循财总理在国会通过动议表决后，明确表明他不再适合担任反对党领袖一职。
回顾整个法律程序，可以发现毕丹星在事件曝光后左支右绌，他的供词与其他提供供词的党员有出入。记得2024年，工人党的灵魂——前秘书长刘程强就对竟然花这么长时间才揭发辣玉莎撒谎一事表示不解。
在此我不想讨论撤除毕丹星反对党领袖一职的事。确实，维护政治诚信与政府公信力一直是新加坡长治久安的基石，我个人也认为作伪证本身确已损害公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反对党领袖当然应有更高的道德行为标准。作为法治国家，任何政治人物，无论其党派归属都应接受问责。我也真诚希望这能促使工人党内部改革，提升整体政治素养。
我想讨论的是工人党领导策略转型中易被人忽视的一面。和很多国人一样，我对刘程强充满由衷敬意。如果比较刘程强与毕丹星二人的背景与领导风格，就会发现重大差异。刘程强是华校毕业的潮州怒汉，也是拼杀于残酷政坛多年的老将；更重要的是，刘程强做事谨慎低调，又步步为营，他强调纪律严明与风险管控，因此工人党得以在他主导的渐进式扩张策略中，获得长期可持续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政坛老将，刘程强在面对重大危机时，总能杀伐果决，绝不拖泥带水。他总会迅速评估风险并采取纠正措施，是以经历多次危机却总能让工人党屹立不倒。
时移世易，新加坡早已进入经济富足、民众安居乐业的时代。很多选民一方面受益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有着本能的“风险厌恶”，从而把“政治不确定性”当作国家风险，把社会稳定等同于财富安全，也把执政党的治理效率当作合法性的核心。当执政党能长期提供高效率、低腐败、良好公共秩序时，选民就会习惯于把治理表现当成衡量政治的第一指标，而非政党的“轮替权”。
职是之故，本地主流中产阶层往往会对反对党提出这样的疑问：你们有足够丰富多元的人才，协助新加坡继续维持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吗？因此，反对党的转型也就势所必然，而毕丹星的接棒正是此背景中的产物。
我们还应注意到工人党在不同语言公共领域中的形象已发生分化。在英语使用者占主导的中产与专业阶层中，毕丹星以其清晰的论证能力、从容的议会辩才与较强的个人魅力，长期以来累积了可观的群众基础；相较之下，老一代的草根型、纪律优先、低调坚韧的政治风格，未在公共领域中继续发挥号召力。因此，工人党的领导层更替即非单纯的个人风格差异，而是“社会语言转换”引发的政治再定位。在毕丹星的带领下，工人党逐渐被英语社群接纳为“制度型反对党”，这种转型既回应了选民结构的变化，也在无形中重塑党内对风险、纪律与领导权威的理解边界。
以此视角重新审视辣玉莎事件，就会发现，首先的错误就是毕丹星选择了年轻又未经严格筛选的青年议员；这可被视为尝试吸引年轻选民，却暴露了风险管控的不足。事件曝光后，他又优柔寡断，未能及时切割止损。反观刘程强的危机处理就会发现，他在过去长期政治旋涡中养成的直觉是：小问题要趁它还小时迅速解决，否则一旦进入制度程序，曝光持续上升，本来即属弱势方的工人党的主导权就会被迅速转移。
我个人感觉，此事件的爆发以及对工人党的持续破坏性表明：素以冷静、果决著称的刘程强的退休，对工人党确实产生易被忽视的负面影响。工人党虽然有毕丹星与林瑞莲两位政治家，却可能在重大危机爆发时，缺少真正如刘程强那样在政治生涯中始终勇于承担个人政治责任、不惧个人政治前途受损，坚毅果决且睿智的最终拍板人。
过去二三十年中，本地中产阶层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心理结构——希望反对党在国会扮演更强有力的制衡角色，却不必然希望看到反对党执政。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把握工人党近年来的策略选择。这种转型在多数情况下有助于提升工人党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分量，但在突发危机中，若缺乏果断的政治判断与责任承担，也可能反而削弱原本希望建立的公共信任。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