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与以色列之间互动明显升温，反映出民进党官方防务理念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其安全想象与战略取向呈现出日益激进和强硬倾向。2025年10月底，总统赖清德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晚宴上公开表明，“绥靖政策”并非遏制所谓威权国家的有效路径，并明确将以色列视为台湾可以借鉴的防卫范式，强调应以“大卫对抗歌利亚”的精神应对外部挑战。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 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中2025年12月曾秘密访问以色列。
赖清德的表态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显示出台湾官方正试图通过引入以色列经验，重塑自身的安全叙事与对外战略定位。
这一类比并非偶发之举。赖清德的相关表述，在修辞方式与叙事结构上，与以色列内坦亚胡政府长期使用的“种族灭绝”话语高度相似。
内坦亚胡政府话语的核心并非基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比较，而是一种具有明确政治指向和动员功能的叙事工具。要理解这一话语策略及其意涵，有必要回溯以色列安全战略的历史逻辑。长期以来，以色列并非单纯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安全地位，而是主要通过将自身冲突与利益系统性嵌入更高层级的大国竞争结构之中，实现风险外包与利益最大化。
这一战略传统并非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产物。在国家形成之前，中东犹太社群即已发展出一种以“中介性”为核心的生存与牟利机制。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犹太社群通过宗教、行政和贸易网络，嵌入阿拉伯帝国治理体系与跨区域流通结构，在制度缝隙中获取生存空间与经济利益。十字军东征时期，这种中介功能进一步凸显：犹太医生、商人和金融中介在回教徒与基督教政权之间往来穿梭，尽管他们并不掌握直接政治或军事权力，却在权力关系最为脆弱的节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
进入20世纪，这一中介逻辑被现代化并制度化。一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敏锐意识到，主要帝国冲突为其地方性政治诉求的国际化提供了结构性机遇。他们将犹太社群的建国诉求与英国削弱奥斯曼帝国的大战略利益相对接，成功将原本具有族群性的地方性政治议程嵌入全球战争框架，其直接成果便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这一突破并非源于犹太军事胜利，而是得益于犹太人对大国冲突关系精准的战略定位与外交嵌入。
二战进一步制度化了这一路径。在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下，犹太武装力量一方面参与盟军作战，另一方面在战时动员中迅速壮大地下组织体系。战后，在英国国力明显衰退的背景下，这些犹太力量转而针对英国托管统治发动系统性恐怖袭击，最终迫使英国撤离巴勒斯坦，为以色列建国扫除了外部帝国障碍。
冷战时期为这一战略提供更为稳定的结构环境。随着美苏在中东地区的对抗加剧，作为闪米特人的犹太以色列，成功将自身塑造为盎格鲁—撒克逊西方阵营在该地区的重要前沿支点。一方面，同为闪米特人的阿拉伯国家被系统性描绘为苏联势力的延伸；另一方面，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与地区霸权，被包装和宣传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必要组成部分。以色列借助遍布西方的犹太游说网络，在学术、政策与社会层面的持续运作，逐步将自身安全利益转化为新型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战略一部分，并由此获得制度化的军事、外交与经济支持。
冷战结束并未终结这一战略逻辑。相反，在意识形态两极结构瓦解之际，以色列转而制造文明冲突话语体系，维持在西方战略体系中的嵌入能力。通过将其与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伊朗的资源、领土及地缘冲突，重新界定为西方反恐战争和“文明防卫”的组成部分，以色列成功提升其安全议题在西方战略议程中的优先级。伊朗核问题尤为典型：尽管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但却以“贼喊做贼”的方式长期推动伊朗核问题的国际化与安全化，最终通过“借刀杀人”诱导美国持续打击伊朗，却将最为高昂、最具风险的对抗成本，转嫁给美国及其纳税人。
台湾试图效仿以美安全关系
然而，在中美新型战略竞争背景下，以色列的传统叙事和游说工具，正面临明显的结构性限制。当前国际体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两极格局，也非以文明阵营对立为核心，而是一种高度竞争、同时刻意规避全面战争风险的中美关系形态。在东亚政治文化与安全环境中，以色列在西方屡试不爽的动员话语——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文明冲突——已难以产生同样的解释力和蛊惑力。
正是在中美这一复杂关系的背景下，以色列开始调整策略，将台湾纳入其新的战略定位考量之中。通过武器销售、防御理念输出以及社会韧性和民防规划方面的合作，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的“远程执行者”，这样就达到一石二鸟之效：既为美国通过盟友而非自身推动台湾“刺猬化”的战略做出贡献，符合美国避免直接和中国大陆开战的利益考量，又可以通过“台湾牌”从两岸谋取最大利益。
台湾试图效仿以色列—美国安全关系，主要出于两项结构性考量：其一，作为相对弱小的政治体，台湾希望通过以小嵌大的外部嵌入方式，弥补自身的结构性力量劣势，通过绑定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和西方的对台政策；其二，台湾担忧美国在潜在台海冲突中的介入方式，可能被限制在通过代理人实施的间接支持层面。在此框架下，相较于日本等高度显性的同盟体制，以色列所代表的安全模式因隐蔽性更强、刺激性相对较低，而被视为更具可操作性的参照对象。
然而，这一类比忽视一个根本性差异：以色列得以嵌入大国竞争结构的历史前提，并不涉及与实力相当的大国发生直接、对称性的战略对抗。赖清德援引以色列，尤其是借用犹太宗教神话叙事，目的在于借助道德话语与游说网络，提升台湾在以色列拥有巨大游说集团的华盛顿乃至布鲁塞尔的战略价值。但这一做法显然低估了中美关系、中以关系以及台海问题本身的高度复杂性，也暴露了对以色列“战略定位智慧”逻辑的无知。特拉维夫只是利用中美关系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台湾——再次最大化和多元化自己的利益而已，不可能为台湾带来安全福祉。
作者是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