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新加坡华文出版呈现一幅热闹景象。全年多场新书发布会接连举行，其中12月13日在国家图书馆五楼举行的一场活动，九位作者同日推出新作，展现本地华文作家的创作热忱，也推动公共空间重新聚焦中文阅读。
然而，在掌声雷动、合影留念的热闹背后，一种冷冽的警觉逐渐浮现：环顾四周，30岁左右的年轻写作者几近缺席，这一现实值得正视。因此，出版数量的增加，未必等同于文学参与的扩大；相反，它可能掩盖参与方式的单一化。
在母语教育不断被强调、青年文化活动日益多元的今天，年轻写作者未能进入主流出版视野，原因并非单一。在现实层面上，华文在新加坡社会的功能，仍主要停留在文化和情感层面。在以英语为主导的教育和职场环境中，长期投入华文创作，对许多青年而言并非优先选择。
出版结构也深刻影响青年参与。传统出版社基于市场考虑，往往倾向选择已有读者基础的作者，以降低商业风险；自费出版虽降低入门门槛，却将编辑、宣传和销售压力转移给作者。对缺乏资源和经验的年轻写作者而言，这条路同样艰难。出版制度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也无形中筛选作者类型，并塑造我们对“谁在写作、谁被看见”的想象。
但若仅从制度与现实条件来解释本地文学现状，仍嫌片面。更深层的问题，或许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写作”的意义。近年来，不少作品集中于散文、诗集、人生回顾与文化评论。这类书写固然保存珍贵记忆，然而，当“出版一本书”逐渐成为衡量文学参与的主要标准，写作便容易被简化为阶段性的成果，而非持续的思想与语言实践。久而久之，文学参与被等同于“是否出版”，而不再是“是否持续书写与思考”。
在这样的氛围下，创作往往趋向稳妥：形式熟悉、主题安全，对现实议题的介入有限。出版数量虽多，却未必推动语言与思想的更新。文学的实验性与批判性，往往最先在制度惯性中被消耗。
相比之下，青年并未停止表达。无论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还是跨媒介创作中，他们对个人经历、社会议题和身份认同的书写随处可见。不同的是，他们更倾向即时、开放、互动的表达形式，对纸本出版的象征意义未必抱持同样期待。与其说青年远离文学，不如说他们在文学边缘书写，也在既有评价体系之外积累经验。
这引发反思：我们是否仍用过于狭隘的尺度来理解文学参与？是否过度将“出版”视为文学成就，而忽略其他创作形式？当评价体系未能回应创作形态的变化，青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几乎成为结构性的结果，而非个人选择，文学公共空间也因此愈发狭窄。
要让新加坡华文文学保持生命力，持续出版固然重要，但关键仍在制度、观念与资源的整体配置。教育应进一步为学生腾出可投入创作的时间与空间，并鼓励批判思维与语言探索，而非仅将写作安置在课外或竞赛之中；公共文化机构与相关基金，在青年扶持计划中，应提供清晰而稳定的经费与制度支持，以降低尝试成本；出版社亦可在制度保障下，发展更具陪伴性的编辑机制，为新作者提供成长路径。对英语背景的学生而言，制度认可与资源支持，是他们在现实压力下持续从事华文写作的重要前提。媒体若要拓展文学讨论，也须在编辑判断与版位安排上作出回应，让公共空间不只围绕“新书”，亦能容纳“新声音”。
更深层的，是重新理解写作的意义。写作未必以成书或留名为终点，而是一种持续的思考方式，一种与社会对话、与时代同行的实践。当文学不再仅以成果衡量，而能容纳过程、失败和探索，青年才可能真正走近它，也才能在文字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2025年的华文出版看似繁盛，但文学的生命力终究取决于世代之间是否能够对话与承接。当不同年龄、不同媒介、不同动机的书写得以并存，新加坡华文文学才能从表象的热闹，走向更具深度与韧性的公共文化实践。
（作者是前船舶维修经理、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