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正围绕一系列更狭隘的核心优先事项，重塑全球角色，强调工业振兴、韧性供应链和战略竞争，同时表明传统盟友必须为自身安全和经济命运承担更大责任。
与此同时，欧盟正推进多个产业政策提案（例如要求关键商品包含高达70%的欧盟原产成分），反映出它对依赖性、脆弱性和控制力丧失的深切忧虑。但无论是整个欧洲还是英国，都须要更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西方占据战略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然过去。曾被视为中立商业资产的供应链，如今已成为权力工具，而技术、贸易和投资决策，也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及生活费问题密不可分。然而，西方政策往往在道德姿态与防御性干预之间摇摆不定，而不是推进一个连贯的长期战略。
冷战刚结束时的世界观，曾将西方的经济主导地位，视为各国将趋向自由主义模式的信号，但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当前面临的不是暂时性的动荡，而是一场结构性转型：从大体上单极的体系转向一套更碎片化、更具竞争性的安排。在此环境下，西方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如何恢复日渐式微的秩序，而是怎样在一个必须共享影响力的格局中，以可信且负责任的方式运作。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崛起，完美体现了这一挑战，组织近期又吸纳埃及、阿联酋、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伊朗。尽管金砖国家+（BRICS+）常被贬低为仅仅是七国集团（G7）的一个象征性制衡力量，但“金砖+”的组合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实质性现实。它的成员国在全球人口、经济产出、生产能力和自然资源中的占比也在持续攀升。
此外，金砖集团两个最大的成员国——中国和印度——绝非国际体系的外围参与者。它们处于正在转型的世界经济的核心位置，供应链、技术生态系统和能源来源正经历着不断的演变。中国在稀土加工领域的统治地位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地位，凸显任何西方排华战略的局限性。迄今为止，西方对中国发展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被动的，将“去风险化”作为组织原则。这种冲动虽然可理解，但风险管理可算不上是什么大战略。
更有效的做法是从诚实地重新评估各项利益开始。对英国、欧盟和美国而言，这意味着要超越抽象辩论（许多被包装为“价值观与实用主义之争”），直面影响政策制定的现实权衡。对依赖性与安全的担忧，必须与可负担性、去风险措施的可持续性、国内社会凝聚力的忧虑之间相平衡。
欧洲企业通常会以务实方式处理这些矛盾，从最具竞争力的渠道获取技术。例如，为维持竞争力，德国国营铁路运营商德铁从中国制造商比亚迪，采购少量（约5%）新型电动车辆。但就连这一决定都遭到工会抨击。
这些紧张关系不可能凭空消失，只能设法解决。西方国家需要的是有纪律的优先排序，而非教条的纯正性。法治、国家主权和人权等核心原则，仍应为合作设定明确界限，但它们不能取代战略。从气候变化、技术标准到金融和全球发展等诸多领域，与实行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开展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否认这一现实，只会缩小西方的战略回旋空间。
空谈道德信号，却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来调和价值观与物质依赖，终将同时削弱国际信誉与国内共识。当前任务既非遏制也非脱钩，而是在明确界定的利益指导下进行选择性接触。安全关切须要设限与保障，但不能成为中断接触的理由。在多极体系中，影响力的施展不仅通过限制，更要通过参与、议程设置以及在利益重叠领域塑造规则的能力来实现。
随着各类新型多边主义的兴起，西方必须加大对新兴大国政治经济和战略动机的理解的投入。这要求我们摒弃恐惧驱动的叙事，着力提升分析能力和政策相关专业知识储备。若西方各国政府继续采取零散应对的方式——仅对突发冲击作出被动反应——终将丧失塑造结果与全球趋势的能力。
多极时代要求转变思维方式。西方面临的选择不在于是否分享权力，而是如何塑造这种分享的模式。否则，就只能采取被动应对的姿态，这不仅会增加国内成本，还会持续削弱国际影响力。
作者Gemma Cheng’er Deng是伦敦国王学院博士研究员；Jim O’ Neill是英国前财政部长、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
英文原题：The West Is Not Ready for a Multipola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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