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商业经济随着王朝兴衰而兴衰起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在若干王朝盛世时期，商业经济经历了繁荣阶段。文景之治是中国第一个盛世，也是盛世的典范。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汉文帝、汉景帝吸取秦朝亡于横征暴敛的教训，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一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以老子的清静无为作为指导思想，统治者不妄为、不扰民，顺应自然规律，让百姓自主经营和生活。取消酷刑，减轻刑罚；二是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实行三十税一的轻税赋政策；三是厉行节俭，反对奢侈；四是放宽对商业的管制，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允许民间采矿、煮盐等；五是和平外交，避免大规模战争。文景之治从乱世废墟中走来，用几十年时间实现从满目疮痍到海内殷富的飞跃。
第二个盛世是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隋末亡于沉重赋税和对外战争。唐太宗吸取教训，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虚心纳谏、政治清明，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十到二十税一），提倡勤俭节约。精简机构，合并州县，节省财政开支。大力推行科举制度，打破门第限制，广纳天下英才。推行均田制，按人口分配土地。支持商业，提高商人地位，打破市场的时间限制，夜市兴起。实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养兵费用降到最低。这些措施开启贞观之治的辉煌篇章。
唐玄宗开元时期，达到中国古代繁荣的巅峰。唐玄宗初期减轻赋税，大力整顿吏治，减轻财政负担，提高行政效率。唐玄宗采纳姚崇提出的“十事要说”：勿贪边功、广开言路、重用正直大臣等建议。唐朝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经济逐渐由农业主导转向以商业为重心。
商业经济衰落时期
宋朝是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繁荣的另一高峰，是历史上唯一不抑商的朝代，商人地位大大提高，科举考试允许商人参加。北宋初期颁布一系列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商业税收（商业税率二十税一），为商业的繁荣创造良好环境。“坊市制度”被废止，商业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出现夜市和早市。茶盐实行官商联合经营制度。第一次允许并鼓励国民经营海外贸易，空前繁荣。
商鞅变法和秦朝开始，中国历史多数时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商业经济发展。汉武帝中后期进一步抑商，加重税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颁布算缗令，商人申报财产增加纳税，后颁布告缗令，如商人瞒报财产，经人告发，没收财产，又实行盐铁专营政策。
这些政策的实行，严重打击民间商业和商人，导致中产以上家庭大多破产，商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国家到了崩溃边缘，人口从5000多万降到3000万。虽然汉武帝通过搜刮民间财富大幅度增加国库收入，但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让汉朝埋下由盛转衰的种子。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罪己诏“禁苛暴，止擅赋”，开始改弦更张，才避免亡国之祸。
明朝前期是中国商业经济的另一次低谷。明初，朱元璋的重农抑商政策到了新的高度，国家实行盐铁茶专营，商人地位进一步下降，不得穿丝绸衣服，商人子弟不得参加科举为官，商人外出须要得到政府许可（路引），关卡林立层层交税。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每个人的职业世代不得改变。颁布禁海令，严禁海外贸易。特别是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失去融入世界的机会。在高压统治下，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牢笼，失去生机活力，埋下从先进到落后的种子。从明朝开始，中国落后于欧洲。
对商业经济最大破坏是每次王朝的灭亡、战乱，造成人口大幅减少和经济的毁灭性破坏。但每次大破坏后，只要社会恢复稳定，政府不过分压制，商业经济就能顽强地成长。
纵观历史，和平稳定、轻徭薄赋、放松管制的时期，经济就能成长繁荣；相反，在社会动荡、税赋繁重、管制严苛的时期，经济就走向衰落。
历史启示我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方法是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富，民安则国安。历史上的盛世均实行低税制（十税一），减轻人民负担，经济就能发展。现代研究也证明，低税国家竞争力更高。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表明，税率高会抑制经济，税率低会扩大税基而增加税收。
无为而治是最好的治理，不干预是最好的支持。民间经济具有强大顽强的自发增长动力和生命力。“无为”是不妄为，做好裁判员，不做运动员，政府最核心的作用在于提供稳定的环境和秩序，具体经营活动交给企业和个人。司马迁对民间经济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齐整之，最下与之争。”对于民间经济，上策是无为而治、因势利导，下策是过分干预控制，下下策是与民争利、国家垄断经营。
商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由空间，对商业和社会的过分管制阻碍经济发展。商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是和平稳定的环境。历史上的盛世均诞生于和平、稳定时期，而动荡和战争给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积累的财富灰飞烟灭。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不高，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还是第一要务。国防要以防御为底线，以实力保护和平，同时，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努力避免战争和军备竞赛妨碍经济发展，“广积粮，不争霸”仍是正确方略。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财富增长三个要素：“除了和平、轻税赋，以及宽容的司法之外，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经济发展取决于很多条件，但斯密所说的和平、轻税赋无疑是最重要的条件，同时以民主法治保障长治久安，一个国家就能走上持续发展和繁荣的轨道。
作者是北京法律顾问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