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先生在2025年11月11日《联合早报》上发表《中国应有怎样的大战略？》一文，提出中国应推动中日历史性和解，以此重塑外交格局，实现欧、美和以中日主导的亚洲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设想，也是笔者曾经倾心的选择。
在2022年俄乌战争初期，笔者亦曾提出北京以俄乌战争为契机转变外交政策：从“联俄、和欧、制美”转向“联日、友欧、制美”。对内，中国民间不乏反俄情绪与舆论基础，尤其是民族主义者大多对俄国占领外东北耿耿于怀。对外则一方面可以避免与欧洲国家关系恶化；另一方面可利用对俄争议为联结，如中国支持日本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声索，日本则支持中国对图们江出海权等的诉求，实现中日关系改善。
但是从现实来看，二战后的中日关系本质上是中美关系的附属品，更不用说以中日关系撬动中美关系。尤其在中美现阶段矛盾重重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的改善空间相当有限，遑论实现历史性和解。
回顾历史，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幕后的决定性力量其实是美国——中美关系改善才是中日关系破冰的核心。对中国来说，联合美日，制衡苏联，缓解中苏关系恶化后的中国北部边境压力是北京的主要诉求，所以中国领袖毛泽东对田中说：“我们之间的主要问题不是历史，而是苏联。”对日本来说，尽管有田中本人的因素在，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所带来的“尼克逊冲击”，才是推动日本外交政策转变的主要推手，日本所做的不过是在跟随美国的前提下，为自己在冷战中后期的亚洲秩序中谋求地位与利益。
这个结论放到如今同样成立——就以东亚地区的邻国为例，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推动韩日和解的核心依然是美国。韩国须要巩固美日韩同盟以应对朝鲜乃至中俄的威胁，当时的美国拜登政府将韩日和解视为印太战略的核心。所以，尹锡悦即便面临国内极高的反对声浪，但在美国的强烈支持与利益许诺下，依然推动韩日关系改善。
这些都是当前中日关系不太可能具备的条件。退一万步说，即使美国对此持默许态度，任由中日结盟挑战它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中日双方也很难有动力改变现状。二战历史问题、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问题、台湾问题，每一个都是稍有不慎便会引爆各自国内舆论的敏感问题。对中日双方领导人来说，现阶段不存在足够大的利益，让他们甘愿承受如此巨大的政治风险。
再退一步，现阶段即使中日真能实现和解，和解之后又如何？北京如果要改变当前外交局面，核心不在中日关系，在中俄关系。只要中俄关系还是“上不封顶”，欧美就不可能真正接纳中国；而切断中俄关系来换取西方接纳，也很难说是一步好棋——欧美接不接受难以确定，但是中俄关系立时就会紧张。站在东京立场，以日中同盟替换日美同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美国保护伞已经收起，中国保护伞效果如何则充满未知。
因此，在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短期内既不会完全破裂，也不太可能真正和解。除非中美关系出现根本性转折，否则所谓“中日历史性和解”更多是一种战略假设，而非可操作的政策选项。历史问题、地缘安全与同盟体系相互交织，使两国在理性合作与政治现实之间始终摇摆。真正的和解，或许仍须等待一个新的国际格局到来。
作者是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