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一份列出46位认购达南塔拉（Danantara）发行的爱国者债券的印度尼西亚富豪名单，开始在社交媒体流传，迅速引起公众关注，并很快被主流媒体报道。达南塔拉首席执行官罗桑（Rosan Roeslani）随后确认，债券的首次发行已经全部认购，筹集的30亿美元资金将用于资助一项全国垃圾发电项目，但他没有披露投资者名字。
达南塔拉由总统普拉博沃于2025年2月成立，作为一种主权财富基金，旨在动员国内资本，特别是国有企业（SOEs）的资金，资助国家战略项目，而无须依赖外债。尽管据报道，达南塔拉持有来自国有企业的、总额达1万亿美元的可观资金承诺，但它仍通过爱国者债券等措施寻求额外融资。这一操作反映普拉博沃的民族主义经济策略，旨在展示财政自立的同时，促进与印尼既有商业精英的更深层次合作。
这份泄露的名单提供一个有趣视角，观察普拉博沃与印尼主要企业集团之间的关系。谁支持爱国者债券，谁不支持，可能揭示出政治与商业精英合作的旧模式，仍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中延续。 有趣的是，尽管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名单并非官方信息，但达南塔拉官方既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内容。根据作者获得的名单，46个名字（认购者）中有40个是印尼华人巨头，突显华商群体在印尼经济中的持续主导地位。据称的投資者中，只有六个非华人：托希尔（Boy Thohir）、希尔米（Hilmi Panigoro）、努哈雅蒂（Nurhayati Subakat）、阿斯加德（Arsjad Rasjid）、穆基（Muki Hamami）和马塞尔（Marcel Menaro）。其中，只有托希尔和希尔米认购超过1万亿印尼盾（约7700万新元），且托希尔是与一名华裔合作伙伴共同认购，其余人的认购金额在1000亿至5000亿印尼盾之间。总体而言，这家新的投资控股公司已筹集了51.75万亿印尼盾。
最大的捐助者是主要的印尼华人企业集团，如林逢生（Anthoni Salim）、彭云鹏（Prajogo Pangestu）、李白（James Riady）、郭再源（Sugianto Kusuma，别名Aguan阿源）、郭说峰（Tommy Winata）、黄荣年（Franky Widjaja）、黄惠忠 （Budi Hartono）、翁俊民（Dato Tahir）和谢重生（Edwin Soeryadjaya）或刘德光（Low Tuck Kwong） ，通常被称为 “九条龙”（9 Naga）。大多数人捐资约30万亿印尼盾。
这些知名商界人物及家族自苏哈多和佐科时代起，就一直扮演关键角色。如今，他们正在适应普拉博沃的新政治领导。这些印尼华人企业集团体现延续性和务实性，历届政府都依赖他们支持政治战略性项目。作为回报，他们因“忠诚”而获得经济利益和保护。
相比之下，社媒的讨论最近突出一个新的所谓“回教大亨”群体，来自印尼外岛，被称为“九位哈芝”（9 Haji）。他们都曾完成到麦加朝圣，所以拥有哈芝的尊称。这些土著回教商人活跃于采矿、种植园和房地产领域。他们被描绘成印尼经济中对抗“九条龙”中具有主导地位的新兴力量。除尤索卡拉（Jusuf Kalla）家族外，大多数似乎都是新晋企业家，拥有地方性的权力基础。据报道，他们受到地方政府和居民的青睐，与海外市场有直接联系，绕过雅加达。这些哈芝大亨有自己的地盘，经常通过资助当地回教堂建设和慈善活动，来展示他们的财富和慷慨。
尽管社媒热议不断，这九位哈芝都没有向达南塔拉的爱国者债券作出任何贡献。关于他们实际财富或商业规模的可验证数据，几乎不存在。虽然网络叙事显示他们正被政府“培养”，但没有证据表明，普拉博沃政府正在有系统地推动这些土著富豪，作为取代印尼华人富豪的替代方案。
因此，“九个哈芝”的描述，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反叙事”，迎合种族和宗教民粹主义，并不是真实反映经济权力的转移。这些新兴的回教商人，或许在地区上有影响力，但他们缺乏深厚的金融网络、全球影响力和政治约束力，而这些正是印尼华人企业集团能够成为国家长期合作伙伴的重要因素。
爱国债券认购者的构成，揭示印尼政治经济中的一个持续模式，即民族主义经济措施往往依赖于相同的旧资本网络。有趣的是，尽管带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普拉博沃政府仍然依赖大型印尼华人企业集团。后者掌握着庞大的国内资本、全球融资渠道，并对国家的忠诚有迹可行。
这种爱国债券安排，反映出一种务实的民族主义形式，政府希望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号下，动员私人资本，同时保持精英阶层的稳定。不同于政治影响力更大的九个哈芝，印尼华人财团拥有显著资本，但政治权力较弱，使他们成为像普拉博沃这样强势总统的理想合作伙伴。
“九个哈芝对九条龙”叙事多是想象
因此，爱国债券现象显示当代印尼经济民族主义是如何在既定资本精英的合作下建立的。“九个哈芝对九条龙”的叙事，或许抓住社媒的种族和宗教紧张关系，但它们大多是想象，而非真正的财务实力。九条龙家族在普拉博沃的新经济民族主义下，仍然根深蒂固并蓬勃发展。
如果这份认购爱国债券名单属实，普拉博沃正在使用与他的前任相同的国家—企业庇护（state-business patronage）模式。2025年3月，他在总统府会见“九条龙”中的七位富豪，请他们帮助建设印尼。他当时提到一些优先政策，包括免费营养餐、为民众建设300万套住房，以及达南塔拉。他鼓励这些企业集团为印尼的发展和政治稳定作出贡献，并指出外部的不确定性需要政府和企业的统一应对。
华裔印尼大亨很可能感受到必须支持普拉博沃和达南塔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角色体现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罗比森所称的关系网或“主公制度”（Cukong System）。所谓“主公”， 就是印尼华裔大亨和苏哈多时代的政府高官合作，垄断各种建设和商贸项目，赚取大量利润，互惠互利，形成一种政经制度。
“主公”这名词具有贬义性。苏哈多倒台后，它被改成英文的Konglomerat（企业集团），变成中性词。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届印尼政府和高官依赖这些大财团，通过资金支持政治战略项目，并以经济利益和保护作为交换来获取这些“贡献”。
印尼经济学者西瓦格（Dr Siwage Dharma Negara）如此评价普拉博沃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与以往的政府相比，现任政府在处理与巨头关系方面，似乎更加老练。像爱国者债券这样的金融工具的设计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说，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战略项目筹资，包括对外借款、财政预算、提高税收或动员国内精英的资金。爱国者债券提供一个更务实的解决方案：与其他选项相比，它可以在政治风险较低的情况下快速动员资本。
西瓦格也说：对于企业大亨来说，参与“爱国者”保留他们对现任政府的“特权通道”。实际上，爱国者债券的功能就像一个柔性的、国内来源的信贷渠道，包装在民族主义象征之下。这再次表明，印尼的发展轨迹依然将市场工具与精英驱动的裙带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
作者是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