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马来西亚一名国际伊斯兰大学女教授苏莱哈雅科声称，根据研究，罗马人曾向古代马来人学习造船技术。这一争议性观点让公众担忧，一些倾向马来右翼议程的伪历史叙事，以马国主要族群和宗教为主的右翼思想，在社媒广泛传播，可能助长极端煽动性思维。
有关数码媒体治理的讨论，有一派认为，社媒平台和政府应由上至下，加强管制网络言论，倡导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反而会让社媒平台回避治理责任；另一派具有传播和新闻学训练的人士则认为，媒体素养的倡议必须由下而上，在民间持续引导及推广。
媒体素养的核心精神是赋权予民，让公民具有更高水准，去辨识仇恨言论、极端右翼或煽动型内容，由民众自身的判断能力去杜绝、停止传播。同时，提升媒体素养可让公民在复杂的数码资讯中，具有一定的资讯防御能力，为自己的判断和信念建立防护网。这派看法认为，具备高度媒体素养的公民社会，能在民主政治中扮演制衡、平衡与监督角色，牵制社媒平台上各种煽动性、低品质和极端思想的言论，从资讯消费者这端形成制衡力量。另外，公民在这个过程中被赋权，也能削弱政府为了控制言论而可能产生权力滥用情况。
从民主社会角度来看，媒体素养的确带来正面启发，却忽略一个重要元素：认知模式。知识圈对于媒体素养抱持正面态度的背后，其实来自对公民、民主、自由、赋权这些价值观的信仰。被赋权的公民有能力做出符合民主自由的价值判断，自发维系网络健康生态。传播学派天真地相信，公民都能在获得权利后，做出“正确”判断。
可是，何谓正确、健康的价值判断呢？如果传播学派会天真地认为民主自由是优于其他思潮的价值观，那在马来右翼思想中，会否也有正确、健康的价值判断？右翼群体具有打从心底相信并拥抱的认知模式，促使他们利用媒体素养的判断能力，从社媒上筛选出他们认为良好且正确（对于传播学派可能是有问题）的言论。
例如，一些马来右翼群体擅长利用“去殖民学派”具有批判性的语言，提出西方思想如何殖民在地人民，边缘化本土传统价值观，因此有关西方学说或现代性的观念，都要予以批判和纠正。他们认为必须赋权本土人民，以维系被现代性观念压抑的传统价值，而维护宗教和民族自尊是其中一项手段。他们的批判能力在于，能识别现代性概念对本土文化的破坏及压迫。
本土知识分子在知识生产上被迫臣服于西方知识圈的主导和规则，导致自主知识生产被压制。对一些保守右翼人士来说，知识生产应在欧洲中心化和西方化的现代社会中，尽可能保有本土思想，达到去殖民的批判力度。像传播学派拥抱的公民自主、民主自由等概念，受西方理论和哲学影响，马来右翼反而会认为这些所谓的自由派不够批判性，不具备去殖民的批判素养。
然而，这些采用去殖民学派的批判方法和工具，却支持单一国族与宗教主义的思想，构成不健康甚或极端煽动的伪去殖民论述，形成某些群体的认知模式。他们相信这些价值观，以此作为判断媒体内容的标准。
如果把媒体素养视为一种针对争议性、有问题言论的批判素养，关键点不在于是否具备媒体素养，而是两者都处于不同的认知模式。因此，在两方具备不同或甚至相反的认知模式下，倡议媒体素养似乎是不着边际的方案。
值得讨论的，应是如何在马来西亚这片多元文化的土壤上，让各种不同的认知模式和谐共处，并在各族群不受威胁和压迫的情况下，达到各方都可接受的认知共识，承认对方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并不会带来激烈及煽动性冲突。多元社会的相处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这关乎执政者如何处理社会分歧和差异的智慧。由上至下的思想洗脑有压迫滥权之嫌，由下而上的公民赋权有认知模式的分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倡议的公民论坛，在社媒时代又有两极分化的现象，在资讯、社群碎片化的后真相时代，期待网络环境处于健康状态，似乎尚待立法与执法单位以及媒体、学者的共同努力。
作者是马来西亚媒体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