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中，无论是粤籍、闽南籍、潮州籍或海南籍，往往都被归入各自以血缘为依据的文化传统之中。在这种长期形成的认知框架里，文化认同常被理解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归属，仿佛只要拥有某种族群背景，便理应承袭相应的文化传统。然而，现实生活却不断提醒我们：文化不是封存的遗产，而是会在现实处境中被反复使用、不断调整的生活方式。它不是被动继承的结果，而是在日常实践中被选择、被内化，最终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依据。
人们之所以认同某种文化，往往不是为了刻意表明自身属性，而是因为那套文化在现实处境中反复发挥作用，逐渐成为理解世界、安顿自我与他人交往的基本方式。文化的重要性，不取决于它被如何赞美，而在于它是否真正发挥功能：能否解释经验、协调关系，并为行动提供稳定的坐标。若一种文化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持续运作，便难以在心理层面扎根。
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人们最先依赖的并非抽象的文化符号或遥远的历史记忆，而是语言、教育制度、社会规范与法律秩序等结构性要素。正是这些看似“非文化”的安排，构成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语法，并在无形中塑造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当一种文化能够提供稳定的沟通路径与可预期的社会互动时，它便无须被反复强调，而会自然内化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因此，文化认同并非血缘的自然延伸，而是在制度参与及社会实践的交互过程中，逐渐生成的结果。个体最终所依附的，往往是那套足以安顿日常生活、能被社会理解并获得回应的文化秩序。在新加坡的社会语境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许多年轻一代更熟悉国家制度的运作逻辑、城市生活的节奏、多元语言环境与全球化视野；相较之下，祖籍、宗乡与方言等传统概念，往往停留在历史叙述或仪式层面。这种变化，并非认同的缺失，而是认同生成条件的转移。
除了制度因素，文化认同亦在日常经验中逐渐形成。语言的使用频率、社交方式的熟练程度与价值判断的定型，都会在反复实践中拉近距离；当某种文化成为最自然、最顺手的生活参照，它便不再被感知为“他者”，而是在长期适应中内化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华人社群对年轻一代祖籍意识淡薄的忧虑固然可以理解，但问题未必在于不愿继承，而在于文化是否仍能进入现实生活并产生意义。若文化被简化为等待移交的历史记忆，而非可被重新理解与实践的资源，认同的断裂几乎无可避免。宗乡会馆在推动青年参与时，若仍以仪式展演与历史叙述为主，青年多半止于旁观。更关键的是，当所谓“培养年轻领袖”，并未转化为决策权的交付与责任的明确承担，代际更替的停滞，往往源自制度本身。
在本地人口有限、宗亲网络日益稀薄的结构条件下，会馆若仍严格以祖籍乡里划分领导资格，参与空间势必持续收缩。以广惠肇的16家会馆为例，若能开放门户，使凡属广东籍的会员皆可进入不同会馆的领导层，或更能回应现实需要。这类转型未必能培养传统意义上的“宗乡接班人”，却能凸显文化超越地域藩篱的内在价值，使传统得以延续与转化，文化认同亦由此生成。
若继续将文化视为必须被“原样继承”的身份标记，年轻世代的疏离几乎难以避免。文化并非靠记忆本身维系，而是存在于可反复进入、可持续参与的生活结构之中；一旦它无法参与现实、回应当下，便只能停留在象征层面，逐渐退出日常经验。真正稳固的文化认同，从来不是对过去的忠诚复写，而是在当下生活中被不断确认的结果。
文化认同，终究不是一条向后追溯的血缘线索，而是一种向现实敞开的生活选择。唯有能在制度中运作、在实践中使用、在经验中认同时，文化才不会成为被保存的遗产，而能继续成为安顿个体与连接群体的秩序。这样的文化，才有可能真正延续。
作者是前船舶维修经理、新加坡社科大中文系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