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首相府官网12月25日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为解读美国在东南亚的当代角色提供了一个精妙注脚。公报证实，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与首相洪马内的通话中，就柬泰边境局势表达了“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愿促成双方对话”的意愿。这份措辞平实的官方记录，与美方可能期望的外交涟漪形成鲜明对比：次日，柬泰官员按计划在双边边境委员会框架内继续磋商；东南亚主要媒体对此番“斡旋提议”的报道寥寥，更未引发政策圈的积极回响。从冷战结束后一度的主导性调停者，到如今其倡议时常被礼貌性记录却难激波澜的“表态方”，美国和事佬光环的褪色，揭示出其外交行为的一种深刻的“剧本化”困境——剧本的构思日益服务于华盛顿国内政治剧场的叙事需求，而与东南亚本土复杂现实剧情的脱节越发严重。
这种“表演性斡旋”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高调的“姿态政治”往往替代了艰苦的“成果政治”。美国的地区干预越发呈现一种可预测的模式：当某一争端成为国际新闻热点时，迅速进行公开表态与象征性介入；一旦舆论焦点转移，实质性投入与耐心跟进的动力便快速衰减。
以持续的缅甸危机为例，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2023年至2024年的多份分析报告中反复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与施压策略，虽然在道义上立场鲜明，却未能有效搭建起与冲突关键方（尤其是缅甸军方及诸多拥有武装的民族地方组织）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桥梁，反而有时使得局势更加僵化。美国的行动在区域内被广泛视为一种必须展示的“政治正确”姿态，一种捍卫价值观的外交仪式，而非一套旨在破解复杂本土政治死结的可行方案。东南亚的决策者早已谙熟这套流程，从而对美式“斡旋”的承诺深度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预判其热情常如潮水般来得快也去得快。
驱动这一模式转变的深层力量源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日益强烈的“内向化”。如今，任何一项海外倡议，包括对东南亚的调停，都须首先在华盛顿的政治光谱下接受审视：它能否在国会听证会上成为证明行政官方“积极作为”的例证？能否转化为国内选举政治中“美国领导世界”的竞选话语？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东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格雷戈里·B·波林在2024年的一篇政策评论中曾深刻警示，美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正因国内政治周期的剧烈波动而陷入精神分裂，短期的象征性行动不断挤压着对须要长期、低调投入的地区性机制建设的资源与注意力。其结果便是，斡旋行为本身有时异化为目的——在国内舞台完成了一次“积极介入”的表演，其效果便已达成，至于是否真正催化了矛盾的解决，反而成了次要考量。这种目标的置换导致美国的外交资源分配呈现“应激性”与“碎片化”，难以支撑一场需要数年静默耕耘与微妙平衡的真正调解。
与此进程同步，东南亚自身的地缘政治剧本已实现关键的自主升级。区域内部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安全对话网络，在过去10年得到实质性巩固。“亚细安中心地位”从一个常受质疑的原则，逐渐内化为一套虽不完美却具韧性的操作习惯。
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磋商、湄公河流域合作等敏感且复杂的议题上，区域内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在亚细安框架下或通过直接双边渠道进行闭门、专业的协商，对外部大国常常附带预设条件且易于被媒体炒作的公开“斡旋”，持一种越发审慎甚至疏离的态度。它们所追求的是一种不被大国竞争节奏所绑架、能自主掌控进程与结果的解决方式。
因此，金边那份仅作客观陈述的公报，恰是对美国“剧本化外交”最意味深长的回应：不拒绝，不欢迎，仅仅记录在案。它冷静地揭示一个现实：在今日的东南亚，美国的外交提议不再自动获得权威认证。其价值必须通过一套严苛的本地化审核：是否真正尊重“亚细安中心主义”与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否理解争端背后复杂的历史经纬与主权敏感性？能否提供超越地缘博弈零和逻辑的、切实的公共产品与发展合作？又是否能展现出跨越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的持久承诺？对于新加坡及所有亚细安成员国而言，维护这种基于规则、由区域主导的对话生态关乎根本的战略自主与稳定。美国若无法在这些问题上交出令地区国家信服的答卷，那么每一次“愿促成对话”的表态，都更像是在一个由亚细安国家共同搭建的舞台上背诵一段来自旧日剧本的独白，台下观众出于礼貌保持安静，却已无人期待剧情会因这段台词而转向。
东南亚正以务实的多元主义书写着后霸权时代的中小国家群外交叙事。对美国而言，要重拾斡旋影响力，需要的或许不是更频繁的登场或更激昂的台词，而是一场彻底的“去剧本化”革新：从扮演一个想象中无所不能的“外部仲裁者”，回归为一个谦逊、专注、能提供持续且切中要害支持的“合作伙伴”。然而，在华盛顿政治极化和内顾倾向加剧的当下，实现这种从“主演”到“配角”的心态与角色转变，其挑战之巨，恐怕远超一次精心策划的外交通话。东南亚则将继续以冷静的观察与自主的行动，为所有域外大国的角色可信度，进行着最持续亦最严格的现场评估。
作者是财经媒体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