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莉明于11月末出席第17届马来西亚记者交流计划时指出，新加坡民众对《海峡时报》《联合早报》等公共服务媒体仍然保持高度信任，将这些媒体的优质新闻视为权威且可信赖的信息来源。这无疑是件好事。
在马来西亚，不同读者群体的媒体信任格局存在显著差异。在中文读者群体中，《星洲日报》和《中国报》影响力最为广泛；英文读者中，《星报》（The Star）发行量最大；印裔社群传统上有《南班》（Nanban）；马来读者普遍倾向《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大都会日报》（Harian Metro）、《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和《阳光日报》（Sinar Harian），但《哈拉卡》（Harakah；伊斯兰党（PAS）的官方党报）在东海岸也有深厚的读者基础。
除了这些传统媒体，这些年致力发展的网络新闻平台，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如TikTok、YouTube、脸书等以及各种语言新兴新闻网站，在年轻受众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信息消费习惯正快速转向数码平台。
至于官方或执政党关联媒体，由于长期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及媒体环境高度两极化的现象，在过去20余年来，几乎成了多数民众吐槽的对象，对这些媒体的信任度极低。这现象不只发生在传统报刊，代表国家的国营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RTM）也一样遭殃。前阵子因为RTM评论员在第47届亚细安峰会现场直播犯下错误，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现任领袖误称为佐科、李显龙和社德他，让这老牌电视台再一次陷入公信力危机。
但这些年里，“媒体不信任”危机一直普遍发生在全球媒体界。
根据美国数据分析与咨询机构盖洛普公司的多年民调结果，1970年代公众对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的信任度保持在68%至72%之间；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数字降至51%至55%；2024年的民调显示仅31%受访者认为媒体能“全面、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
在马来西亚，2021年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和默迪卡民调中心联合发布的媒体信任调查也显示，仅15%受访者认为马国国内媒体发挥良好作用，同时有约45%受访者对媒体持负面观感或不满。
2024年2月，马来西亚通讯部发布修订版的《新闻伦理准则》，强调准确性、公正性和诚信等原则，声称这是为了适应现代媒体环境并打击虚假信息；然而，多个民间组织担忧这可能被政府滥用于压制异见、影响新闻自由。即便有了准则，国营媒体还是持续给人有失偏颇、公信力低的印象；这些媒体同时也有缺乏严格行业准则的弊病，比如发布前没有严格核实。同时，国阵政府几十年来针对、控制和干预媒体的后遗症，更严重损害新闻公信力和素质。国阵倒台后，希盟想要成立的媒体理事会（媒体行业自律机制）也一波三折，但未来就算是理事会成立了，也难确保政府不干预。
在网络时代，包括国营媒体的主流媒体被迫与社媒及网红展开激烈竞争，往往在斗快、斗猛、斗狠等方面处于下风。当公众每日面对海量社媒信息、虚假新闻和剽窃事件，而部分主流媒体又频繁引用来源存疑的网络内容时，读者（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对媒体的信任，便主要取决于报道是否公正无偏、是否夸大煽动，以及其新闻专业水平和价值观是否和自身信念契合。
虽然“新闻媒体信任”这一概念缺乏统一定义和测量标准，但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期刊提出的学界普遍认同的“新闻信任”具有三大共性：一、它是公众基于对媒体行业的一种脆弱心理依赖，心甘情愿和主动接受媒体审慎权衡；二、它具备未知、不确定性和风险，因为读者和观众无法控制媒体记者或编辑的行为，也面临预期落空的可能；三、它也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尤其是在信息无法被充分核实或不完整的时候（比如上一波全球疫情时针对种种关于疫苗和病毒等信息）。
面对公众信任度持续低迷、持续降低民众付费订阅可能性、持续危及新闻行业存亡的今天，媒体行业有什么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一项研究（样本量1619人）表明，大众认为“减少记者在报道中的偏见与主观评论”“要求记者申报利益冲突”“增加深度报道数量”等建议，最值得媒体行业去加强，而“提升记者的社媒活跃度”则不大获得支持。
想要扭转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危机，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全世界都亟须推行媒体素养教育，培养公众溯源核查和批判分析能力；唯有当受众提升理性判别能力，同时媒体也加强自律、提升专业与严谨报道的水准，以及坚守专业操守，新闻信任度才能重新被建立起来。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
